在新加坡加东区这排战前店屋里，“吕记门窗”的招牌旧得像是墙上一块褪色的胎记。

吕文扬就坐在店堂最深处，背后是直抵天花板的木料架，空气里浮动着陈年柚木与油漆稀释剂的厚浊气味。商人六十岁上下，瘦，穿一件过于宽大的泛黄背心，手里总在打磨什么东西，仿佛他本人也是这店里一件待修的旧物。来找他定制门窗的，多半是些“怪人”。

第一个“怪人”是牛车水书局的老先生，要定做一扇“读了太多书”的橡木门。“书太重了，”老先生比划着，“压得门轴吱呀响，像在叹气。”吕文扬没问什么，量了尺寸，手指在旧门磨损的边缘反复摩挲。一周后，新门装上，老先生推了推，惊异地回头：“静了。”吕文扬只是用食指关节敲了敲他特意加厚的门楣：“这里，多给了它三寸‘顶得住’的骨头。”

第二个是圣淘沙边上玻璃别墅的年轻主妇，抱怨整面海的落地窗让她“睡不着”。“光太野了，潮乎乎的，整夜往屋里涌。”吕文扬去看。那窗极尽奢华，框住一整幅动荡的南洋。他没建议换窗帘，而是带来一小块自己熔的玻璃样品，边缘有不易察觉的淡青晕染。“试试这个。不算很透明，但能把海的声音滤得慢一些。”后来主妇说，装了那玻璃，海还是那片海，却像退到了枕边三尺之外，能安稳入眠了。

最怪的是一位马来裔建筑师，要在组屋楼间装一扇“不存在”的窗——一片固定的、画着风景的铝板。吕文扬接了。他选材，调色，亲手用喷枪在金属板上勾勒出婆娑的雨树与更远的、想象中的海岸线。完工那天，建筑师抚摸着冰凉的、却充满视觉暖意的“窗景”，良久，说：“它让那堵承重墙，变得像是在呼吸了。”吕文扬用沾满颜料的手背推了推老花镜，笑了笑：“墙太累了，也得让它做做梦。”

我问他，为什么总接这些费力又难赚钱的“怪”生意。他正俯身，耳朵贴近一扇刚送来、关不严的百叶窗，仔细听它滞涩的声响。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直起身，用棉纱慢慢擦手。

“门窗嘛，”他开口，声音像从木纹里渗出来，“外人看，是个‘物件’。我看，是个‘证人’。它见过穿校服的孩子蹦出去，也听过夜归人轻轻的叹息；它挡过台风，也放进来过一缕刚好晒到猫肚皮的夕阳。它是最老实的家伙，一声不响，装着这屋子所有的过去。”

他拿起一把锉刀，开始对付那扇百叶窗一个微锈的合页，动作轻柔得像在安抚。

“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要拆掉换新的。大、亮、贵。但那么一换，这屋子就丢了一段记忆。我的活儿，”他顿了顿，锉刀发出均匀的沙沙声，“就是帮这些门窗，把它们的记忆修一修，再说下去。它们还得继续见证呢。”

我忽然懂了。吕文扬哪里只是一个门窗商人。他是都市喧嚣中，最后一代为“物”的尊严辩护的沉默匠人。在人人追逐焕然一新的时代，他固执地蹲守在旧的这一边，用刨子、玻璃胶和一种近乎悲悯的耐心，修复一道道光的入口、声音的闸口，以及生活本身那脆弱而珍贵的连贯性。他守护的并非木材与玻璃，而是一个家、一栋建筑得以安放其灵魂的，那道温柔而坚韧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