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盛大国庆。按照传统惯例，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庄重的阅兵式，而后便是各界群众的游行。这个原本一片安宁的节日气氛，却因北京大学学生队伍中的一个口号而悄然激起了波澜。

那时，随着北京大学的队伍缓缓经过天安门广场，忽然间，两名学生举起了一条标语，喊出了一个简单却意义深远的口号：小平您好。这四个字虽然简短，却如一颗石子投进了波澜壮阔的湖面，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激起了层层涟漪。

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口号早已不陌生，但在当时，人们喊的通常是邓小平同志，没有人敢去掉同志二字，直呼小平的名字。北京大学的学子们，显然是第一次做出这种突破，仿佛是向时代发出了某种信号，代表着一种情感的爆发与呼唤。

这一举动的背后，作者胡圣虎在回到学校后，立刻被几位辅导员叫住，他们言辞严厉，警告他这次举动可能会惹上大麻烦，甚至可能会被开除学籍，回乡务农。这时的胡圣虎，心中清楚，自己所做的标语可能是第一次，风险也同样存在，事情会如何发展，谁也无法预见。让他更加愤慨的是，自己并没有亲自举起那条标语，却成为了罪魁祸首。

胡圣虎记得，当时几位辅导员以极其严厉的态度逼问他，他们的言语几乎是威胁式的，这让他这个尚未经历过风浪的年轻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事实上，胡圣虎一直是一个学业出色的学生，深受北大几位著名教授如季羡林、金克木、陈玉龙的欣赏。然而，正如过人者必遭妒这句古话所言，他也因此成为了几位辅导员的眼中钉。有一次，因为与同学的争执，他踢了对方一脚，结果被这几位辅导员记了大过处分。这些早已埋下的隐患，让他此刻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和难堪。

当时，学校里对这一事件的议论纷纷。有些人认为胡圣虎的举动过于冒险，应该受到处分；也有些人看到了电视直播，认为邓小平同志在观看时露出了微笑，这样的举动或许没有那么严重。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让胡圣虎的心情更加焦虑，坏消息让他心烦意乱，而好消息又无法真正安慰他。

10月1日下午，胡圣虎独自一人来到未名湖边，心情低落地坐着。他想着自己为学业而努力了多年，却可能因为这场游行遭遇学籍的撤销，回到故乡不得不重新开始，甚至连未来的路都无法预见。

正当他为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时，金克木教授走了过来，与他坐下聊了一个多小时。胡圣虎并不清楚两人具体聊了什么，但毫无疑问，金克木教授的言语给了他巨大的力量。那次谈话后，他感到自己的心境豁然开朗，也变得更加坚定。他开始相信，事情不会像辅导员们所说的那样严重。

晚些时候，他作为北京大学艺术团民乐队的负责人，带着乐队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演出。可见，胡圣虎已经能够平静面对之前的事件，不再过度焦虑。

演出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北京大学艺术团团长徐小平，这位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并分配到北大的新团长，了解学校情况且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在大家仍然讨论着上级如何处理此事时，徐小平率先撰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心声》一文，发表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巧妙地引导了舆论的走向。

这篇文章不过千字，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二版的一个小版面。但由于逻辑严谨，言辞诚恳，准确表达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声，更加促进了舆论的稳定。更令胡圣虎欣喜的是，《光明日报》竟然直接以小平您好作为标题，将这篇文章登上了头版。官方媒体的支持，迅速让这件事的风波平息。

回忆起自己当初写下这四个字时，胡圣虎并未想到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事实上，在1984年9月，开学不久的北京大学所有学生都收到了参加国庆游行的通知。大家都很荣幸能参与其中，因此积极参加了数十次的排练。排练的过程极为枯燥，尤其是下午四点到六点的时段，大家反复练习着固定的动作和口号，手中捧着的纸花、耳边回响着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的旋律，日复一日，仿佛没有尽头。

在如此单调的排练中，学生们无意中产生了不满，尤其是不准打标语的规定引发了他们的不平。许多人开始想，既然以前的标语如民主与科学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都是北大学生自发发起的，为什么这次不能继续发声呢？于是，几位学生商量好，这次游行也要举标语，喊口号，而且这些口号必须与邓小平同志相关。

标语该如何设计，口号该怎么写，成了学生们的讨论焦点。在一次商讨中，胡圣虎提出了邓小平同志您好作为标语，但他认为这还不够简洁有力。于是他建议改为小平您好，觉得这样既能简明扼要，又能表达对领导的敬意。

随着排练结束，大家都分头去吃饭，没人太过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然而，就在9月20日的晚上，胡圣虎独自在寝室听音乐时，两个生物系的同学找到了他，请他帮忙写标语。这两人多次尝试写邓小平同志您好，却因尺寸问题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胡圣虎看了一眼，觉得这句话过于平常，提出改为向邓小平同志致敬，但最终还是决定以四个字简洁表达：小平您好。

写标语的过程并不顺利，胡圣虎拿出了两支小毛笔和一张白床单，心想要将标语写得既显眼又规范。为了确保字迹清晰，他建议用大号字。最后，他只写了四个字，显得简洁而有力，便是**小平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