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于央视新闻、红星新闻、极目新闻、南方都市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中确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受到关注。有观点认为 ，将包括吸毒记录在内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或会导致对某些特定群体的保护。

中国人大网截图

随后，“南通文旅”官方号在“兵团禁毒”账号一句“谁家少爷吸了”留言更是将此事推向风口浪尖。网友纷纷疾呼这样做对得起缉毒警的吗？云南日报账号连发10条禁毒视频；也有网友直接表达称这些严重违法行为很恶劣，负面影响很大，就不应该再给机会，这是对绝大部分普通人的不公平；多名法律学者则表示，违法记录应是惩罚的一部分，记录封存需附加条件，对初犯、被诱骗的未成年人可宽容，复吸及主观恶意违法者应公开记录，同时更要避免有权有钱家庭借特权规避惩罚。

不要误读！封存不是删除

涉毒行为分“违法”与“犯罪” 幼师等岗位招聘可依法查询吸毒记录

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一百三十六条确立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近日引发关注，其中，因吸毒有治安处罚记录也在被封存的范围内引发热议。一边是每年超800万曾受治安处罚群体对“摆脱终身标签”的期待，一边是公众对“记录封存是否等同于纵容违法”“是否为特定人群开绿灯”的担忧。

11月30日，央视新闻就此采访获悉称，治安违法记录封存针对的是“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如吸毒、殴打他人、赌博、嫖娼等，核心是“限制公开与常规查询”，记录本身仍完整留存于公安系统，并未被彻底删除；以吸毒行为为例，若仅因吸食少量毒品被行政拘留，其记录适用封存制度；若因走私、贩卖毒品构成犯罪，则需纳入刑事犯罪记录管理，不适用此封存规则。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赵宏表示吸毒行为是违法，不是犯罪。犯罪，比如说贩毒，或是说制造毒品，这些是犯罪行为，刑法对于这类行为它的打击力度是很大的，但吸食毒品行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治安违法行为。法律上来说，如果吸食毒品，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的处罚就是最高15天的拘留处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包涵称立法本身并没有纵容吸毒者的意思，没有任何纵容，或者说希望他完全不受法律惩戒这种意思。

此外，一些公众担忧，“邻居吸毒记录封存会侵犯自己安全权”，对此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对吸毒人员的管理一直实行‘动态管控’，公安机关会对戒毒人员进行定期回访、检测。同时专家表示，公众的安全权需要保障，但不应建立在牺牲他人隐私权与人格尊严的基础上。

赵宏还表示禁毒法里面都明确规定说，对吸毒人员我们要提供给他回归社会的一个机会。封存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吸毒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轻纵，好像我们放弃了对吸毒行为的打击，对于毒品的管控，不能把这两个事情纠缠在一起。法学专家介绍，记录封存并不是“风险隐身”，公众担心的“吸毒者从事高危职业”问题，目前在法律层面已有多重防线，记录封存不会削弱职业准入监管。我国《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幼儿园工作规程》《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已对网约车司机、幼师、保安等关键岗位作出“无吸毒记录”的准入要求，这些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的法定情形。比如幼儿园招聘时，可依据《幼儿园工作规程》依法查询应聘者的吸毒记录，记录虽被封存，但法定监管需求不受影响。

包涵则表示违法的记录，包括犯罪的记录，是被我们的执法机关包括司法机关登记在案的，并没有说完全消除，我们并没有建立前科消除这样的制度，从来没有说一个人基于这种封存，他之前的违法记录就消失了。譬如说道路交通管理法等等之类的这样一些行政立法里头，已禁止譬如说吸毒者去开校车，或者拿运送危险化学品等等之类的，或者他拿驾照本身就是要受一些限制的。也就是说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记录封存，并不影响执法机关去依法登记吸毒人员，也不影响在戒毒的过程当中对他们的信息进行保护，而这些立法已经在很早以前就确立了。

此外，还有人担心警方“不再通报艺人吸毒案件”，导致“涉毒行为隐匿化”，削弱警示效果。专家表示，其实封存记录并不意味着保护某些特定人群，而是对所有人的同等保护。但有违法前科的，或者有犯罪前科的人，他在宪法上，也是有人格尊严的，他不是说对某一种人，某一类人的特别保护，而是所有的人的一个保护，这里面也包括对有违法前科者的保护。封存的意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就是我们法律从此前的重罚重刑，开始向法治文明转变。

封存对象由未成年扩至所有人

为何设立该制度？谁有权查询封存记录？形成“对特定人群的保护”？

围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条款再次引发热议。据媒体南都梳理报道，6月27日，治安管理处罚法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通过。历经两年时间讨论、修改，终于通过严谨的国家立法程序得以“更新版本”。而在法律文本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伊始，各界对法案亮点的归纳就包括有正当防卫条款的引入和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确立等多项。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全面确立，经历了从法律草案一审版本的仅限于未成年人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到制度得以确立时的治安违法案件全覆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在关于修改的情况说明时亦明确，该项目修改是对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贯彻落实。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2025年11月，最高法咨询委员会已公开发布《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调研报告》，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展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试点。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行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行为的非罪性，在轻微犯罪记录的封存制度探索已提上试点日程的背景中，比轻微犯罪更轻的治安违法行为，其违法记录的封存俨然已经箭在弦上。传统认知层面或许依然存在违法与犯罪不分的情况，但国家制度环节中，严格界定罪与非罪，审慎把握国家法律评价对普通公民个人的影响，相关进展值得肯定。至于此番有观点将吸毒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予以无限扩大、上纲上线，进而质疑整个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落地，则是基于对封存制度本身的一种误读。

必须重申，封存不是销毁，封存也不代表不能依法查询。所有治安违法记录均存放于办案机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都在法律的但书条款之中。而且，网络言论以吸毒为指代的各种涉毒类犯罪，事实上从来不在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覆盖的范畴内，其中有非常明确的罪与非罪界限。国家立法已经对涉毒行为区分罪与非罪，就是对社会公众认知的一种明确指引。网友讨论涉毒治安违法行为记录的封存与否，更多是对相关行为罪与非罪问题的认知偏差。更何况，前科记录本身是国家有关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的一种客观记载，是否允许被查询（以及因此给出负面评价）不应当成为一种可能比法律责任更严重的附随后果，更不能通过查询给已经受到法律追究的公民以额外的处罚。

对于此争议事件，11月28日，媒体红星新闻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印波和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冠男。专家表示，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并非是对特定群体的保护，而是对于曾有过治安违法记录的人来说，一项积极的可以改过自新的政策。记录封存后，在绝大多数常规的求职、升学背景审查中，其过往的轻微违法记录将不会被看到，人们有望凭自身能力公平竞争，从而获得宝贵的新起点。该制度还将有效防止行为人因一时冲动或认知偏差导致的过错，成为伴随终身的品行污点，有助于他们重建社会关系，从“潜在风险源”转变为积极的社会建设者。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和“前科消灭”有何关联？印波表示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像是“前科消灭”的初步探索和前置阶段。只是记录置于保密状态，“无罪”身份并未重建。因此，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国特色的、针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前科消灭”探索。它借鉴了刑事上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的“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社会危害性更重的轻微犯罪记录可以被封存，那么危害性更低的治安违法记录也应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为何要设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赵冠男提到，之所以要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过程中建立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是为了避免“一次违法，终身受限”的不合理情况。从基本权利的角度分析，记录公开既会侵犯公民劳动权等基础权利，也会侵害其隐私权、被遗忘权等新型权利，既会妨害其生存发展，也会阻碍其追求美好生活。违法记录一律公开欠缺合比例性及正当性，就维护社会管理秩序、档案完整、信息透明等预期目的而言，违法记录封存要么完全无关，要么欠缺实质关联。印波同样表示，这项制度的出台，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直接回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的数量达4035万件，五年来平均每年高达807万件。 数量庞大，影响范围之广，大量当事人因一次轻微的治安违法记录，在考研、考公、求职等关键人生节点被“一票否决”。

是否会造成“对特定人群的保护”？印波表示，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并非是对特定群体的保护， 而是对于曾有过治安违法记录的人来说，一项积极的可以改过自新的政策。记录封存后，在绝大多数常规的求职、升学背景审查中，其过往的轻微违法记录将不会被看到，人们有望凭自身能力公平竞争，从而获得宝贵的新起点。该制度还有效防止了行为人因一时冲动或认知偏差导致的过错，成为伴随终身的品行污点，有助于他们重建社会关系，从“潜在风险源”转变为积极的社会建设者。

谁有权查询封存的吸毒记录？首先，必须明确“封存是原则，查询是例外”。根据“新规”，封存程序自动启动，无需当事人申请。同时，查询例外被严格限定于两种特定情形：其一，是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这主要指向司法、侦查等司法活动；其二，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备受关注的“政审”能否查阅吸毒等封存记录？这应取决于“政审”所对应的具体岗位及其法律依据。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社会岗位、民营企业的求职乃至大部分升学环节，背景审查无权触及已被封存的记录。对于部分涉及国家安全、司法权力、核心公共利益的特定岗位，如果招录该岗位的“国家规定”明确要求审查包括吸毒记录在内的治安违法情况，那么基于此特定法律授权进行的政审，可以依法查询。即便如此，负责查询的单位也肩负着严格的保密义务。特别需要厘清的是，作为治安违法行为的“吸毒”与作为刑事犯罪的毒品类犯罪，在法律上的性质截然不同。“新规”中的封存制度仅针对由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的违法行为。一旦涉毒行为牵涉其他刑事犯罪，如容留吸毒，其记录将由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等刑事法律调整，不属于治安违法记录封存的范畴。

年均超800万多人被治安处罚

违法记录“终身化”？如何为轻微过错者“松绑” 以减少歧视再就业

据公开报道，6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新增的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相较于草案一审稿，修订后的法律将治安违法记录封存范围从“未成年人”扩大至“全体公民”，上述新规也标志我国正式建立了“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受过治安处罚的人将不再终生背负违法“标签”。

媒体南都记者了解到，现实中的治安违法现象并不罕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2023年，公安机关查处的治安案件年均超800万起，涉及人数庞大，其中盗窃和殴打他人两类治安处罚合计占五成。这也意味着，每年都有庞大数量的人因各类治安违法行为受到处罚，其中多数是轻微违法。

根据法律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是指对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以及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与犯罪记录一样，虽然目前仅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证券投资经纪法》等法律明确规定对违法前科者的资格限制和行业禁入，但现实中，行政违法记录的影响甚远，导致有治安违法前科者的从业资格和自由受到诸多限制。

近年来，治安违法记录“终身化”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众多受过治安处罚的人中，违法记录已成为他们生活中沉重的 “枷锁”。2022年，18岁的安徽男孩小阳因无法忍受父母遭受他人辱骂，动手打了对方，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的行政处罚，因此背上了治安违法记录。在此后的征兵中，小阳因为治安违法记录而失去征兵资格，无法完成他小时的梦想，甚至在应聘酒店服务员时，也因为治安违法记录而被拒绝录用。38岁的李毅也因为一次赌博的违法记录而失去工作。李毅初中毕业后就去外地打工，在各个厂矿企业做工人，供家中3个孩子读书，2022年底回家过春节期间，他因与朋友在家打输赢几块钱的麻将，以赌博违法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次年4月，李毅工作的企业让他回去上班，捎带开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李毅因有赌博违法记录而无法开具证明，他也因此失业。

“小阳和李毅的生存困境是前科人员面临普遍问题的一个缩影。”全国人大代表朱征夫曾持续多年呼吁建立轻罪前科记录封存制度，此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他也曾多次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提案，呼吁修改刑法第100条中的前科报告制度，设立与目前刑法轻罪和过失犯罪惩处相配套的前科记录封存制度；规定禁止对前科人员亲属的歧视性待遇。同时，他认为，有些行政处罚记录侵害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劳动权和平等权，根据举重明轻原则，也应参照建立相应的行政处罚记录消灭制度，建立起完善的前科查询制度，限制查询主体，让“改过自新”真正落地。

朱征夫告诉南都记者，自2020年他提交《关于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提案》后，陆续有曾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的公民写信给他，讲述因为前科遭遇的各种资格、权利、机会的限制或剥夺的歧视性待遇，前科记录不仅影响本人，甚至对子女、家人就业也会产生“连带”影响。一位陕西的农民曾写信给朱征夫，讲述自己因为一次冲动被处以治安拘留5天的处罚，女儿在教师考试中因父亲的治安违法记录而无法通过政审，失去了做教师的机会。朱征夫认为，目前的前科制度严重侵害了宪法所规定公民的平等权、劳动权和人格尊严，制约了社会生产力发展。

朱征夫认为，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建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有直接关系。他表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而“举重以明轻”，对重的刑事犯罪记录都要封存，那么更轻的行政处罚记录当然也要封存。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明确建立治安违法前科封存制度，也说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也是落实决定的一次有益实践。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朱征夫分析，每年800万左右的治安违法记录，也容易造成社会分裂和矛盾激化。很多单位相应制定内部条例禁止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入职，前科人员找工作处处受阻，甚至连申请外卖骑手和工厂工人的岗位也会遭到拒绝。目前大规模适用的职业终身禁止的前科制度，必然会使前科人员的劳动权严重受限，成为其回归社会的主要阻碍，甚至再次激发犯罪的产生。各行业对于前科人员再就业的过度限制和法律法规的扩张适用严重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劳动权。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注意到，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同时也规定“有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条款，这就意味着用人单位如确有需要了解劳动者的治安违法记录，必须以“国家规定”为依据。“有过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既然已经受到了治安或刑事惩戒，就不应该让他们继续背着‘罪名’——如同古代面带刺字——生活，这就等于在法律惩戒之外又增加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惩戒。此外，政府掌握违法犯罪者的记录，在当今，也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根据其违法犯罪的轻重程度、改过自新的程度对其进行不同的监控，而无需更多地动员社会力量来进行监控。”沈岿表示。

9月22日，央视东方时空栏目也就此事做了一期节目，称2019年---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4035万件，平均每年807万件，这意味着每年有800多万人被治安违法处罚。而这其中多为轻微违法，尽管不等同犯罪记录，也会影响被处罚者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