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春走基层,检察日报社记者刘亚赴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意外得知大桥下的花江村里藏着一个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山孩子”编辑部。记者向“我在现场”来稿,讲述经历体会。
本栏目长期征稿,详细信息附文末。
我在现场丨10岁主编,采访过世界第一高桥设计师
本文作者:刘亚
(一)
今年新春走基层,我前往贵州探访“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在桥下的花江村切身感受到了“天堑变通途”的意义:交通方便了,游客多了,年轻人回来了,各项产业发展起来了。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村中孩子的变化。
同行的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芳告诉我:过去村里300多户,超千人常年在外务工,近40名留守儿童随祖辈生活,在县里的乡村小学就读。最让她心疼的是放学后的场景:“老人们忙农活,孩子们就在田埂上写作业,趴在小凳子上读书。”
贞丰县平街乡党委书记张德林说,去年2月,在社会爱心人士支持下,村里闲置的牛棚、鸭舍和废弃小卖部被改造成乡村书屋。孩子们在这里读书、画画,还自己编撰了一本杂志书《山孩子》。随后,图书室、绘画室、舞蹈室、多功能教室相继建成,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传统农耕博物馆。
“孩子们出了本书?”我对10岁的“同行们”产生了好奇,征得同意后,当即决定去看看。

记者刘亚、张哲前往“山孩子”编辑部探访。
(二)
在山路盘旋20分钟,车停在村口一间亮着橘黄色灯光的书屋前,门上木牌写着:“山孩子”编辑部。没一会,一群孩子从里面涌出来,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
志愿者山山老师介绍:“以前,这里是村里废弃的牛棚鸭舍。”去年9月,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同月,这群4-14岁的布依族孩子们自己担任主编、记者、摄影师,在老师们帮助下,创造了一本属于他们的杂志书《山孩子》。
山山老师说,初次见面时,她看见有些孩子因卫生条件有限,头发里生了跳蚤。“我们只能挨家劝家长给孩子剪发、消毒。那时我们就想,必须为他们筑一个能遮风挡雨、照亮童年的‘巢’。”
编辑部不仅是课余托管站,更是梦想孵化器。志愿者陪他们画画、读书、跳舞,告诉每个孩子:山的外面有大海,书本里藏着翅膀。
10岁的小汪是编辑部的“小主编”之一。提起花江峡谷大桥,小汪很是自豪:“我家就在桥下住,我们是看着这座桥‘长大’的。我还采访过大桥的设计师和我们村支书呢。”她热情地向我介绍杂志里的画、诗和照片:大桥建设者汗流浃背的身影、第一辆车过桥时的欢呼、奶奶做蜡染时的专注神情……“我们要让更多人看见,大山里也很精彩。”
编辑部里最小的孩子只有4岁,被老师称作“可爱担当”。小姑娘扎着羊角辫,像小尾巴似的跟在人身后。我好奇地问她:“你在编辑部负责什么呀?”她眨着大眼睛认真回答:“我负责把杂志书拿给更多叔叔阿姨看,欢迎大家来花江村玩。”
了解到这群留守儿童的情况后,贞丰县检察院“蕙心未检工作室”的检察官们也走进这个编辑部,通过情景剧和互动游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变成孩子们能听懂的故事。“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被欺负要告诉老师”——这些常识成了留守儿童实实在在的“护身符”。
12岁的小吴捧着收到的文具礼包说:“检察官阿姨的课很有意思,我知道了自己身体的哪些地方别人不能碰。我以后也想成为像检察官和山山老师那样帮助别人的人。”

记者刘亚采访10岁的小主编小汪和她妹妹。
(三)
新年临近,编辑部的展板上贴满了心愿卡,稚嫩的笔迹承载着大山深处最真切的梦想:“我想当医生,让奶奶长命百岁。”“我想当解放军,保卫祖国。”“我想成为科学家,发明更厉害的桥。”“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大海。”……
“我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小汪悄悄对我说出她的新年愿望,“我知道北京很远,但大桥不也很高吗?那么高的大桥我们都建成了。”
“走出村寨,走出大山,或许是每一个生长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心底的执念。”“山孩子”发起人陈晓龙说。
在花江峡谷大桥下,我看见了更多无形的“桥”:乡村书屋、法治课堂、志愿者老师……它们悄然架起,连通着童年与未来、留守与关爱。
离开时,小汪忽然问我:“记者姐姐,你去过很多地方吗?北京真的很大吗?”她的新年愿望与临别时的问题久久萦绕在我脑海中。
回到北京后,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邀请两位“小主编”来北京,走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社,看看检察机关的工作,体验真正的编辑部生活。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座承载期盼、连接梦想的桥。
在各方的支持配合下,这场“出山”之旅很快得以实现。孩子们带着拍立得和笔记本,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走出了大山。从最高检到检察日报社,他们不仅感受到法律的庄严,体验到先进的办案手段,还走进编辑部参观真正的新闻生产现场。
在演播厅,两个孩子当起了小主播:“我是来自贵州大山的孩子,想把家乡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山孩子”编辑部两位“小主编”准备出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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