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春走基层，检察日报社记者刘亚赴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意外得知大桥下的花江村里藏着一个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山孩子”编辑部。记者向“我在现场”来稿，讲述经历体会。

本栏目长期征稿，详细信息附文末。

我在现场丨10岁主编，采访过世界第一高桥设计师

本文作者：刘亚

（一）

今年新春走基层，我前往贵州探访“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在桥下的花江村切身感受到了“天堑变通途”的意义：交通方便了，游客多了，年轻人回来了，各项产业发展起来了。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村中孩子的变化。

同行的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王芳告诉我：过去村里300多户，超千人常年在外务工，近40名留守儿童随祖辈生活，在县里的乡村小学就读。最让她心疼的是放学后的场景：“老人们忙农活，孩子们就在田埂上写作业，趴在小凳子上读书。”

贞丰县平街乡党委书记张德林说，去年2月，在社会爱心人士支持下，村里闲置的牛棚、鸭舍和废弃小卖部被改造成乡村书屋。孩子们在这里读书、画画，还自己编撰了一本杂志书《山孩子》。随后，图书室、绘画室、舞蹈室、多功能教室相继建成，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传统农耕博物馆。

“孩子们出了本书？”我对10岁的“同行们”产生了好奇，征得同意后，当即决定去看看。

记者刘亚、张哲前往“山孩子”编辑部探访。

（二）

在山路盘旋20分钟，车停在村口一间亮着橘黄色灯光的书屋前，门上木牌写着：“山孩子”编辑部。没一会，一群孩子从里面涌出来，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

志愿者山山老师介绍：“以前，这里是村里废弃的牛棚鸭舍。”去年9月，花江峡谷大桥通车，同月，这群4-14岁的布依族孩子们自己担任主编、记者、摄影师，在老师们帮助下，创造了一本属于他们的杂志书《山孩子》。

山山老师说，初次见面时，她看见有些孩子因卫生条件有限，头发里生了跳蚤。“我们只能挨家劝家长给孩子剪发、消毒。那时我们就想，必须为他们筑一个能遮风挡雨、照亮童年的‘巢’。”

编辑部不仅是课余托管站，更是梦想孵化器。志愿者陪他们画画、读书、跳舞，告诉每个孩子：山的外面有大海，书本里藏着翅膀。

10岁的小汪是编辑部的“小主编”之一。提起花江峡谷大桥，小汪很是自豪：“我家就在桥下住，我们是看着这座桥‘长大’的。我还采访过大桥的设计师和我们村支书呢。”她热情地向我介绍杂志里的画、诗和照片：大桥建设者汗流浃背的身影、第一辆车过桥时的欢呼、奶奶做蜡染时的专注神情……“我们要让更多人看见，大山里也很精彩。”

编辑部里最小的孩子只有4岁，被老师称作“可爱担当”。小姑娘扎着羊角辫，像小尾巴似的跟在人身后。我好奇地问她：“你在编辑部负责什么呀？”她眨着大眼睛认真回答：“我负责把杂志书拿给更多叔叔阿姨看，欢迎大家来花江村玩。”

了解到这群留守儿童的情况后，贞丰县检察院“蕙心未检工作室”的检察官们也走进这个编辑部，通过情景剧和互动游戏，把生硬的法律条文变成孩子们能听懂的故事。“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被欺负要告诉老师”——这些常识成了留守儿童实实在在的“护身符”。

12岁的小吴捧着收到的文具礼包说：“检察官阿姨的课很有意思，我知道了自己身体的哪些地方别人不能碰。我以后也想成为像检察官和山山老师那样帮助别人的人。”

记者刘亚采访10岁的小主编小汪和她妹妹。

（三）

新年临近，编辑部的展板上贴满了心愿卡，稚嫩的笔迹承载着大山深处最真切的梦想：“我想当医生，让奶奶长命百岁。”“我想当解放军，保卫祖国。”“我想成为科学家，发明更厉害的桥。”“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大海。”……

“我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小汪悄悄对我说出她的新年愿望，“我知道北京很远，但大桥不也很高吗？那么高的大桥我们都建成了。”

“走出村寨，走出大山，或许是每一个生长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心底的执念。”“山孩子”发起人陈晓龙说。

在花江峡谷大桥下，我看见了更多无形的“桥”：乡村书屋、法治课堂、志愿者老师……它们悄然架起，连通着童年与未来、留守与关爱。

离开时，小汪忽然问我：“记者姐姐，你去过很多地方吗？北京真的很大吗？”她的新年愿望与临别时的问题久久萦绕在我脑海中。

回到北京后，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邀请两位“小主编”来北京，走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社，看看检察机关的工作，体验真正的编辑部生活。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座承载期盼、连接梦想的桥。

在各方的支持配合下，这场“出山”之旅很快得以实现。孩子们带着拍立得和笔记本，第一次坐上了飞机，走出了大山。从最高检到检察日报社，他们不仅感受到法律的庄严，体验到先进的办案手段，还走进编辑部参观真正的新闻生产现场。

在演播厅，两个孩子当起了小主播：“我是来自贵州大山的孩子，想把家乡的故事讲给你们听......”

“山孩子”编辑部两位“小主编”准备出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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