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罗

今天，是弗里达·卡罗的生日。

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曾让毕加索自愧不如地说道：“你我都画不出像她这么好的自画像。”

弗里达传奇的一生是由痛苦铸就的：6岁患小儿麻痹症，18岁时遭遇重大车祸，一生经历30余次手术，47岁，便离开了人世。但她从未向痛苦低头，而是把它们转化成一幅幅极具力量的作品。

只要看过弗里达的画，便会明白， 她的作品绝不是用来装点生活的轻飘之物，画面里强烈的色彩以及毫不掩饰的真诚，共同构成一种摄人心魄的生命力，牵引观者去思考关于生命最本质的命题：身体、痛苦、爱与存在。

弗里达·卡罗用生命的最后十年写下了一本日记。如果说画布上的弗里达是公开的、鲜明的、带着某种宣言意味的，那么她留下的日记，则记录了她更私人的自我袒露。

它像是弗里达的另一幅自画像，那些隐秘的情感和无法安放的痛苦，都被她放在了里面。通过这本日记，我们才能对她的人生和艺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下面，我们摘录了艺术史学者萨拉·M.洛为《弗里达·卡罗日记》撰写的导读，以此纪念这位传奇的女性。

01

在日记中摘下面具

阅读弗里达·卡罗的日记，无疑是一种越界，带有某种窥视的意味。这本日记是艺术家情感最私密的表达，而她最初的本意也不是将其公之于众。因此，应当将其归类为私人日记这一体裁，它出自一位女性，是非常典型的私人笔记。

一个人写日记的目的其实是很模糊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这究竟是一部自传，还是一部在出版前经过修改的文本？在被他人阅读或发表时，手稿是否仍然保持其完整性？我们应当如何解读一位女性的私人日记？进而言之，通过阅读她的回忆，我们又能从这位画家身上学到什么？

纵观历史，男人和女人都曾书写自己的生活，这些生活或因他们所处的时代，或因特定的事件而被铭记。相比之下，私人日记的核心主题，尤其是弗里达·卡罗的日记，则是自我。这位艺术家的写作动机并非交流，而是尝试与自己建立联系。因此，“既然无人阅读，为何还要写”这样一个谜题，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解答。

《穿天鹅绒衣服的自画像》，1926年

如果手稿属于私人日记，那么这位画家创作的大约五十五幅自画像（几乎占据其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也可以看作是“自传性”的，但它们的创作初衷显然是呈现在公众面前。这些自画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艺术家将自己精心安置于不同的场景中，重塑自我形象，并始终考虑到潜在的观看者。

无论主题还是意图，这些画作都极具挑衅性，非常大胆。分娩或流产的画面，内脏清晰可见的双重自画像，抑或是变装的人物……在弗里达·卡罗之前，西方艺术尚未将这些当作“高雅”艺术的题材。

毫无疑问，伦勃朗的自画像传达了艺术家步入暮年、直面死亡的焦虑；凡·高的天才自画像展现了画家饱受孤独与不被理解的折磨，这也毋庸置疑。这些情感与人类息息相关。弗里达·卡罗则以一种夸张，甚至带有大不敬意味的方式表现了自己的情绪。

然而，由于她作品的极端个人化，以及过多的自身指涉，一些人认为她的艺术未能表达普遍的情感，也未曾触及人类生存的共同命题。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自画像依然能震撼观者，这无疑已经战胜了某些偏见，战胜了那些针对女性艺术家描绘自身生活的成见。

不过，弗里达的自画像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克制，有一种虚假的坦诚，似乎欲言又止。画家自称“古老的隐者”。在一些自画像中，她的脸仿佛戴着面具，这无疑是自我克制的表现。

《断裂的脊柱》，1944年

艺术家“纯粹”地展现内心世界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她的创作过程通常较为缓慢，这就使得在时间与沉思的作用下，作品会得到调整和打磨。相比之下，日记中的文字和绘画则直接传达了她第一时间的感受，这些感受被及时地记录和描绘在纸上，这是在她的普通绘画作品中不曾有的。

弗里达·卡罗的私人日记中包含绘画，这使得她的日记迥异于现存的私人日记，几乎独一无二。这些绘画又区别于典型的艺术家素描本，后者收录的通常是未来作品的草图，或是构思大型画作的小幅绘画。而她仅把日记中用墨水绘制的一幅画转化成了大尺寸画作。

与其他人的日记不同，弗里达·卡罗并未记录日常事件，而是用来存放无法归入其他地方的情感（或图像），这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相似。阅读接下来的内容时我们难免会感到困惑，因为在日记中，她对自己的描绘，无论是通过色彩还是线条、散文还是诗歌，都呈现出自己不戴面具的样子。

02

自由地涂画

弗里达·卡罗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写这本日记，当时她三十六七岁。在此之前，她刚刚经历了感情上的波折。她的父亲在几年前去世，而她1939年底与迭戈·里维拉离婚，随后不久又复婚。

并且，这位女画家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尽管她梦寐以求，但她永远无法生下自己的孩子。这让她痛苦万分。由于多次流产以及脊椎问题，她接受了无数次外科手术。随着40岁生日的临近，她已经无法忽视自己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迹象。

弗里达·卡罗的戏剧性人生清晰地体现在她的绘画中。1944年时，她已经创作了大约一百幅画作，并取得了诸多成就。30年代初期，她跟随迭戈·里维拉前往美国，并在那里的一家公共机构首次展出了自己的作品。

1937年，她的四幅画又参加了墨西哥城举办的展览。她从业余爱好者向职业画家的关键转变发生在1938年，那一年她首次卖出了自己的作品（四幅画被美国电影演员爱德华·G.罗宾逊购买）；同年，她在纽约朱利安·利维画廊（Julien Levy Gallery）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了二十五幅画。

《受伤的鹿》，1946年

朱利安·利维对卡罗作品的兴趣契合他对超现实主义的偏爱，这使得弗里达·卡罗被归为超现实主义画家。弗里达与自称“超现实主义之父”的安德烈·布勒东的私交，进一步“坐实”了这一归类。

1938年初，布勒东访问墨西哥，之后在朱利安·利维画廊举办卡罗展览期间，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专门讨论弗里达·卡罗的作品。1939年3月，他又为卡罗在巴黎组织了一次画展。此外，1940年布勒东还参与策划了在墨西哥举办的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在这次展览上，弗里达·卡罗展出了她的两件大幅作品。

超现实主义运动于1924年在法国兴起，其基本指导精神是反叛，反抗一切传统规范，强调超自然、反社会，重视国际性，尤为看重非理性。弗里达·卡罗与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联系，与该运动的倡导者布勒东之间的关系，颇为模糊。

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布勒东的紧迫感，即急于判定什么才可以视作超现实主义（考虑到超现实主义者推崇无政府主义，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弗里达·卡罗对布勒东的个人魅力不为所动，部分原因是他的观念太过理论和抽象。布勒东的灵感来源于一切与欧洲白人男性的理性世界格格不入的事物——疯狂、女人、异域风情，而弗里达的创作冲动则源自她的现实世界。

可以这样说，弗里达公开的作品与超现实主义有许多共同特征：关注无意识，令人不安甚至不成形的意象，非正统的主题。这些特点都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第二阶段相吻合，正是在这一时期，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勒内·马格利特和伊夫·唐吉（Yves Tanguy）等画家声名鹊起。他们的作品往往依赖现实主义，无论画面中的元素多么扭曲；也仰赖空间结构，他们称之为“心灵的风景”。

矛盾的是，这本弗里达·卡罗日记更接近第一份《超现实主义宣言》（1924年）的宗旨。根据该宣言，心理自动主义或自动绘画能够避开理性思考，从而释放无意识。这一理念源自布勒东读到的弗洛伊德对梦的意义的解析，并得到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安德烈·马森（André Masson）和胡安·米罗（Joan Miró）的认同。

《没有希望》，1945年

几乎所有出现在这本日记中的图画都是自发完成的，没有事先规划。 因此，它们犹如一扇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艺术家的无意识世界。她直接塑造形象，然后进行润色。

在自由涂画之后，弗里达便让自己的理性意识（或部分理性）投入到工作中，依托头脑中丰富的形象储备（包括真实的和想象的），将生命形态转化为画中的面孔、人体部位、动物和风景。她头脑中的形象丰富多彩、千姿百态，这得益于她广泛的阅读，而这种习惯又是她在一段段漫长的康复期培养起来的。

在日记中，这位墨西哥女画家随心而动，由溅到或泼到纸上的几个墨点起笔，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形象。一些图像成对出现，显然是弗里达在墨迹未干时将本子合上，使之印到了相邻的页面上；还有一些力透纸背，痕迹渗透到后面几页上（看一看日记第33—35页、第61—62页便知）。

《弗里达·卡罗日记》第32-33页，颜色力透纸背，她便基于色彩轮廓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形象

弗里达所用的工具也多种多样，包括彩色铅笔、墨水、水彩、蜡笔乃至碳条，不同的画材甚至决定了她的画面内容。尽管在一页（日记第15页）中，她用不同画笔写下色彩名称及其象征意义，但其实整本日记中的绘画都取决于她在当时拿的是什么笔。

这位艺术家在绘画旁边加的文字，更凸显了它们的偶然性。这些文字是评论式的话语，弗里达常常表达对自己画出来的东西感到惊讶，例如日记第42页的标题是“突如其来的异象”，而第81页则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傻瓜是谁？”事实上，几乎没有哪句话是用来解释图像的含义的。相反，它们更像是反思，既富有启发性，又呈现出复杂性，正如这些绘画本身一样。

03

精神的力量

弗里达·卡罗日记之所以可被解读，并非出于作者想要表达什么，而是因为反复出现的少数几个主题。其中一个无疑是她对迭戈·里维拉的深爱与激情，这一点在那些冗长而炽热的情书中，在她明显只为他而写的大量页面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在这些页面中，这位女画家表达了无数种情感，从强烈的情欲，到母性的眷恋，再到对二人结合的神秘理解。弗里达·卡罗在阐述他们之间互补共生的关系时，展现出无限的表达力。其中最具吸引力的，便是她对两人因艺术而结合的看法。

在很多段落中，她使用了“助色团”（auxócromo）和“发色团”（cromóforo）这样的术语，还有色彩的阴与阳。他是“助色团”，捕捉色彩；而她是“发色团”，产生色彩。里维拉贯穿了弗里达的整本日记，无处不在。

在弗里达·卡罗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她对墨西哥前哥伦布时期文化元素的挖掘利用。她将前殖民时代的文化遗存融入现代世界，例如，她日常穿着印第安人传统服饰，头上用色彩艳丽的丝带或羊毛线编发，形成一种名为“特拉科亚尔”（tlacoyal）的传统发饰。

通过戒指、项链和耳环等饰品，弗里达·卡罗与过去建立起更为直接的联系。这些饰品由黄金、玉髓、珠串和贝壳制成，其中一些还刻有阿兹特克文明的符号或象形文字。同样，在她的日记中，也可以读到许多来自纳瓦特尔语（Nahuatl，阿兹特克人的语言）的词语，而这些词中有许多已经融入墨西哥人的日常语言（例如日记第26页和第117页）。

弗里达·卡罗日记第116-117页，左页写的是“喧闹中的死亡”，右页写的是“木，星辰，爱，温暖，疼痛，低语，幽默，给予者，爱”

此外，弗里达·卡罗认为自己继承了无限丰富的幻想，而这些天马行空的幻想意象传承自她的祖先，这种联系主要是文化上的，而非严格的血缘关系。奥尔梅克、阿兹特克和托尔特克文明在她的作品中被重新塑造，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甚至可以说被她理想化地呈现在众人眼前，而正是这些古老的文明构建了她个人的历史。

祖先的神祇与神话、雕像与典籍、金字塔与庙宇，为她提供了血脉相连的历史，让她与墨西哥恢宏的过去紧密相连。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与她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身上。

她对古代墨西哥的挖掘与探索，与欧洲超现实主义者对古代文化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为了激发作品的生命力，寻找的往往是“不接地气的”神话和艺术。弗里达·卡罗对阿兹特克文明的召唤，则可谓一种政治姿态，毕竟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对印第安艺术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与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感相辅相成。

日记第114页和第115页的图画，清晰地显示出政治与墨西哥文化的古老根源之间的联系。弗里达·卡罗建立了共产主义象征与阿兹特克符号之间的关联，强调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承诺。

《弗里达·卡罗日记》第114-115页

在青年时，她便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青睐。1927年，年仅20岁的她便加入了墨西哥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毕生支持共产主义事业。她曾表示自己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有清晰的理解。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她对共产主义的兴趣超越了社会意识层面，甚至近乎宗教，将其变为自己信仰的支柱。墨西哥文化的千年遗产则给予她精神上的慰藉。

当她将共产主义元素融入自己看待世界的新视角时，她创造出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理想，即便是阿兹特克文化中最血腥、最能体现森严等级制度的部分，都无法动摇她的信念。 她提炼并净化了这两种思想，并将其视为理想的力量之源——正是这两种思想赋予她精神力量，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04

记录生命最后的十年

弗里达·卡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写下了这本日记，记录了她身体的每况愈下。由于日期的标注较为零散，因此很难梳理出一个准确的时间顺序。然而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可怕的恶化过程（或者说是衰退），她时刻面对疾病带来的孤独和恐惧。

在童年时，她便习惯了与医生打交道。7岁时，她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十一年后，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她的脊柱、锁骨和骨盆骨折，她的右腿和右脚遭受严重碾压。

然而，无尽的疼痛，长时间佩戴矫形支架、打石膏，右脚反复出现的营养不良性溃疡（导致她在去世前不久被截肢），以及她坦言自己经历过的三十五次手术，都很可能因为她患有名为“脊柱裂”的先天性脊柱畸形。

《弗里达·卡罗日记》内页图

日记反映了她不懈的斗争，不断寻找对抗痛苦的方法，对医生治疗的无奈顺从，以及面对不断失败的隐忍。

她对自身病痛细节的关注，部分源于她年轻时对生理学和生物学的兴趣。在那场可怕的事故发生之前，她修读过自然科学课程，为进入医学院做准备。在康复期间，她甚至考虑过将艺术与科学结合，并认真尝试画科学插图。

事实上，这些学习经历为卡罗提供了强有力的视觉类比和隐喻，这些手法后来被她融入绘画中，也出现在她的日记中。运行中的内部器官经常出现在身体之外，X光般的视角让人得以透视她那断裂的骨骼和受损的脊柱。

在她使用的与生物和植物相关的隐喻中，或许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根茎与血管、卷须与神经的关联，这些是输送营养的通道，同时也代表着传导痛苦的路径。

《弗里达·卡罗日记》内页图

尽管弗里达·卡罗在她的私密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出痛苦和焦虑，但她对生活的无限渴望仍然显而易见。她的聪慧，她张扬的生命力，以及她的讽刺和黑色幽默，也展露无遗。

正如她的一位学生在回忆中所说：“弗里达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创造了自己的西班牙语表达方式，充满生命力，伴有手势、表情、笑声和玩笑，还有她特有的讽刺戏谑。”日记中囊括的自画像，使弗里达其他绘画中那个“古老的隐者”变得更加鲜活。在这些自画像里，那张冷冰冰的面具被更为生动（有时甚至令人恐惧）的细节所取代，揭示出她内心深处极度的绝望。

然而，日记自始至终都展现了她强大的坚韧与毅力，那是只有极度的痛苦才能造就的力量。“焦虑与痛苦，”她写道，“快乐与死亡，不过皆为过程。”（日记第日记以戏剧化且直白的方式，再现了这个过程的各个细节，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都映照出她对人终有一死的清醒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