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内化为士族家法，士族之家甚至各自以独特的家法相标榜。《晋书》卷四五《王暾传》载：“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妇当拜墓，携宾客亲属数十乘，载酒食而行。”《晋书》卷五〇《庾敳传》载：“王衍不与 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可见各有家法还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意味。

魏晋南北朝后期，士族的家法已经有文本化的倾向。南朝王俭，“少撰《古今丧服集记》并文集，并行于世”。王俭年轻时撰写的礼仪著作风行，说明儒家伦理被社会所接受。要注意的是，它不是强行接受，而是风行于世，是一种自觉和自发的态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也是士族家法文本化的表现。

隋唐时代统一南北，儒家经典作为学校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内容，有必要有统一的注疏，于是有《五经正义》定本编纂， 儒学经典意义上的“家法”一词终于因此而绝迹。家法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家传学问外，更多的是指士族家庭的行为规范，于是家法又被称为门风。在这里儒家经典的伦理资源价值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全唐文》卷四六四《册杞王妃文》虽然是套路上的文章，但它强调了儒家经典如何从书本的教义变成行为的准则：“《礼》以大婚崇继嗣，本人伦之教；《诗》言淑女配君子，系王化之纲。”“柔婉禀乎天和，礼乐成于家法，明章妇顺，虔奉姆仪。克茂《鹊巢》之规，叶宣《麟趾》之美。”

《孔子圣迹图·西狩获麟》

唐代的士族之家也是各有家法，即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樊洋九岁丧父，其母亲齐“夫人哀而抚之，思期勤斯，以慈以惠，示以家法，俾有见焉”。柳玭《戒子孙》云：“莅官则洁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家法，家法备，然后言以言养人。”徐铉所撰王夫人墓志云：“初，先姑之治家也，严而有惠，通而得礼。夫人观刑禀教，莫不率循。故三十余年，门风家法，凛然如旧。”“朱泚 之乱，（崔）祐甫妻王氏陷于贼中，泚以尝与祐甫同列，雅重其为人，乃遗王氏缯帛菽粟，王氏受而缄封之，及德宗还京，具陈其状以献。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此外，还有穆氏家法、柳氏家法在当时也很有名。

由于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在婚丧礼仪活动中各行其是，于是要求家法统一的呼声开始出现。

《新唐书》卷一九七《卢弘宣传》载：“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这里清楚地指出，卢弘宣看到士庶之家在祭祀礼仪上各行其是，感到担心，于是把十二种流行的“家法”（当已形成“文本”）加以重新增删修订，编纂成新的家法书籍。这样的书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家法”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书籍化的范本了。我们至今没有看见卢弘宣编纂的重新统一吉凶礼仪的范本，但是《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史部仪注类都有许多书仪，作者包括郑余庆、裴佐、裴度、杜友晋等人。文献上的书仪只有目录，而敦煌地区更发现了张敖、郑余庆、杜友晋等书仪文本十余种。家法成为士庶之家日常礼仪往来中的行为仪范，更有“太公家教”一类家庭伦理教科书，教人以做人的道理。宋代的士大夫之家也制定自家的家法，诸如“司马温公家法”“袁氏世范”以及朱熹订立的“家法”，但是这些家法在内容上已经没有多大差异。“家法”的文本化和普及化借助印刷术等科技成果而更加风靡全社会。明清时代的《朱柏庐治家格言》流行极广，几乎成为统一的治家格言，很少有人再固执于一家之家法了。

P.3599《太公家教一卷》(局部)，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

综合以上论述， 我们可以对“家法”的演变形成如下的认识：家法最初是指研究儒家经典的章句之学，是一种根据家学传统讲述的经学解释文本和解释传统。家法在魏晋隋唐时代成为士族的礼法门风，士族的伦理行为和礼仪规范被推定为家法。魏晋隋唐士族的家法原本是具有个性化的，士族之家各有各的家法，但是随着儒家经典文本及其解释的规范化，随着士族家法的文本化，社会上有整齐家法、规范吉凶礼仪的呼声和要求。于是，家法仪范的统一化成为历史的趋势。正是通过这样的演变，儒家伦理完成了从国家意识形态向社会和个人伦理规约的转变，国家的意志最终变成了社会和家庭的意志。

（摘自《唐代家庭：生活、生计与家风》，为方便阅读，省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