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0日，依据《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澳大利亚正式实施全球首例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

这一“切断式”的治理手段，迅速在国际舆论场引发了剧烈震荡。支持者视其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霸凌、算法成瘾及不良内容侵害的雷霆手段；反对者则担忧这不仅侵犯了青少年的数字权利，更可能因执行层面的技术黑洞而沦为一纸空文。

社交媒体平台。图源：世界互联网大会援引澳大利亚天空新闻

这一事件的核心矛盾，早已超越了澳大利亚的国界，摆在了所有现代国家面前：当算法推荐、短视频和生成式AI如空气般嵌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当社交媒体不再仅仅是交流工具，而异化为深刻影响价值观、行为方式与社会化过程的生存环境时，我们该不该、能不能简单粗暴地切断这根“数字脐带”？

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场关于技术伦理、教育理念与代际沟通的深刻博弈。

如果我们拉长历史的焦距，会发现这种对新技术的恐慌与“保护性封禁”并非孤例。人类传播史上，每当一种拥有强大渗透力的新媒介出现并普及，社会总是习惯性地陷入一种“道德恐慌”（Moral Panic）。

例如，20世纪50年代，德裔美国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沃瑟姆（Fredric Wertham）出版了著名的《诱惑无辜》（Seduction of the Innocent），将当时流行的连环画描绘成导致青少年犯罪的罪魁祸首，引发了大规模的焚书运动和严格的审查法案。

历史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从小说、广播、电视、游戏到今天的社交媒体，出于保护青少年的善意初衷，成年人总是试图通过构建一道物理上的高墙来隔绝风险。然而， 历史经验也反复证明，技术浪潮从不可逆，单方面的封禁往往难以阻挡媒介的渗透，反而可能掩盖了真正的社会问题。

澳大利亚此次的“一刀切”禁令，虽然意在保护，但在实际操作与社会影响层面，极可能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禁令将严重阻碍未成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数字素养的习得必须在具体的媒介实践中完成。如果我们在青少年大脑发育最快、学习能力最强的阶段，完全剥夺了他们与新媒介接触的机会，那么当他们年满16岁，突然被抛入复杂的数字洪流时，将极易产生“报复性反弹”，甚至因缺乏免疫力而受到更严重的伤害。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交通有风险就禁止孩子出门，而是要教他们遵守交通规则一样，隔绝并不是教育。

2024年10月25日，儿童在澳大利亚罗特内斯特岛上骑行。新华社发

除此之外，从执行成本与落地障碍来看，禁令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与伦理挑战。

韩国曾于2011年实施过著名的“灰姑娘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在深夜玩网络游戏。然而结果显示，该法案不仅未能有效遏制游戏成瘾，反而促使青少年盗用父母身份证注册，导致网络黑产泛滥。最终，韩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政策失效，于2021年废除该法。 青少年绕过封锁如同“猫鼠游戏”一般，高昂的监管成本换来的往往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合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保护青少年不等于简单地禁止他们使用社交媒体。 将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简化为“切断网线”，实则是一种治理上的懒惰，而非决心的体现。

当然，反对“一刀切”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我们本应该做出更加复杂和深度的尝试。例如，“青少年模式”被寄予厚望，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在青少年触网过程中的保护栏，但其实践效果却难言理想。

目前国内外的青少年模式普遍面临两大痛点：一是内容池的低幼化，平台往往用应付学龄前儿童的内容来敷衍心智已趋成熟的13-15岁青少年，导致他们对该模式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

二是标准的缺失，算法推荐机制在防沉迷与提供优质内容之间缺乏平衡，缺乏教育专家、心理学家的深度介入，使得青少年模式更像是一个简陋的围栏而非丰饶的花园。

真正的保护，应当是赋能，是让青少年在风浪中学会掌舵，而不是把他们锁在无风的港湾。

数字化的浪潮已不可逆转。在这个人人都将成为数字原住民的时代，试图通过立法将未成年人与社交媒体完全物理隔绝，既无必要，也不现实，更可能因噎废食，制造出新的数字鸿沟与代际冲突。澳大利亚的实验或许为全球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但它绝非标准答案。

作为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耐心，去摒弃那种一禁了之的快感，转而投入到更艰难、更繁琐但更有价值的工作中去。处理年龄边界这个麻烦，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保护与放手、监管与自由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那个动态的平衡点，借助全社会的力量，为青少年构建一个既安全又有韧性的数字未来。

作者：董晨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