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详解中国创新药何以爆发———对话百利天恒创始人、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朱义
左为朱义、右为马克。摄影/周瑾
成为全球一流跨国药企需要具备四大能力：全球早研能力、全球临床开发能力、全球药物供应链能力、全球商业化能力。中国企业目前在第一环取得了集体突破
文｜《财经》记者 王博
编辑｜马克
中国创新药行业2025年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山蓦然露出水面，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原料药和仿制药大国，创新药则是欧美跨国医药巨头的天下。但从2023年开始，中国创新药公司的对外技术授权陡然增长，2023年突破400亿美元、2024年突破500亿美元。2025年前十个月突破1000亿美元，预计全年将接近过去十年的总和，超过2025年全球医药授权交易总额的一半。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25年11月29日的封面文章标题中问道：下一个被中国主导的行业是谁？
文章说：中国已经从全球最大的普通药仿制者（copycat）转变成全球第二大新药研发者，中国医药行业中出现一家全球性巨头的日子不远了。
这一奇迹般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百利天恒创始人、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朱义近日作客《财经》演播室对话《财经》执行主编马克，深度复盘了中国创新药的崛起之路。
百利天恒是中国创新药的代表公司之一。2023年12月，百利天恒与美国医药巨头BMS（百时美施贵宝）签署抗癌新药iza-bren的技术授权协议，交易总价值84亿美元，创下中国创新药单一药品的授权交易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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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药行业被低估了，成绩不输AI新能源
《财经》：近几年中国创新药行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对外授权爆发式增长，总数超过2500亿美元了。其实这些年中国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新能源、汽车、5G、高铁，包括AI。跟这些行业相比，您觉得创新药行业取得的进步是相提并论的，还是被低估了？
朱义：被低估了。简单讲，现在欧美在（创新药的）fast-follow（快速跟进）方面对我们来讲几乎失去了竞争力，而且我们开始在一些领域引领全球发展。但是整个社会是看到突然出现的对外授权交易才发现这个成绩的。
《财经》：对，原来讲中国制造从来不会提医药行业。
朱义：这几年中国创新药行业的发展一直在水下，是被低估的。如果商业医保体系能建起来，这个行业的能量是巨大的。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未来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生态会在全球独步天下，相当于中国现在的高铁系统。首先是临床研究。中国有这么多可以做临床研究的医院，数量比欧美加起来还多。原来是因为没有按照国际标准做，现在按国际标准做，我们医院的硬件条件、研究者的勤奋度和14亿人口可以提供的患者，让我们成为全球能够跑最多试验的地方。我们做得快，质量按照全球的标准，还便宜，真正是“多、快、好、省”的一个临床研究系统。对比一下，美国的系统是好，但是少、贵，还慢。我们现在可能资金方面会弱一些，但假以时日，这也不是问题。生物医药的生态分成三块，一块是食物链顶端的跨国药企，一块是极其稀缺的从0到1的原研药创新，加上大量的fast follow，未来fast follow这一块几乎会被中国企业切掉。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
《财经》：别的行业中国已经出现第一梯队的跨国公司了，医药行业如果能够出现跨国公司的话，您觉得哪些是可能的候选人？
朱义：我不好具体去说，但是可以有个标准，就是有没有一个企业，一直有这个使命，而且坚定不移地告诉自己的公司、告诉社会，我就是要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扎根中国的MNC（跨国公司），然后它的发展历程在证明它就是这样在做，同时它已经有成果展现给大家。
中国创新药崛起的四个原因
《财经》：2025年中国创新药爆发式增长，一年的对外授权差不多是过去若干年的总和，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朱义：刚才其实讲到一些了，它厚积薄发有四方面原因。
第一就是得益于2015年出台了新的政策法规，对标全球标准和全球体系。2015年，国家药监局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创新药的研发标准、指导原则体系和全球的ICH（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国际协调理事会）、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标，也就是和全球系统对标。之后创新药的研发就是在这套体系的指导下做的。打个比方，我们原来只有乡间公路，没有国际标准的高速公路，这个高速公路在2015年开始建，很快就建起来了，开始跑我们的创新药企业，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创新药一在高速公路跑起来，一级市场的风险投资就起来了。2018年中国香港允许早年的Biotech（生物技术）公司上市，一级市场的风险资本有了退出渠道，极大激发了风投进入一级市场。2019年A股的科创板又出来，那么资本市场的闭环就形成了，所以大量资本涌入，海外的人才就蜂拥而至地回来了，生物医药行业的生态基本上就形成了。
第三个条件就是刚才讲到的临床研究与全球标准接轨，这是整个中国生物医药生态的基础设施建设。2015年开始建设GCP（Good Clinical Practice，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体系，中国临床研究的庞大资源、全球独一无二的多快好省的临床资源能够和全球标准打通，这个临床研究体系在未来十年仍然是全球最具优势的。
在这三个条件上面，再叠加我们的工程师红利、中国文化固有的勤奋坚韧，这就是厚积薄发的原因所在。同时，所有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下发生的，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生态。
《财经》：说到临床优势，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多吗？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印度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中国了。
朱义：所以不能仅仅讲多，还要讲好。你看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医院的硬件设施建设、医生的平均水平，我觉得中国三级医院医生的平均水平应该是全球最高的。
《财经》：医院的软硬件条件没有保证，那临床数据的可得性、可信性也没有保证。
朱义：我们也经常做比较，和美国比较，除了中国，美国可以跑的临床试验是最多的。美国是好，但很贵、很慢。欧洲比美国便宜一点，它也好，但它更慢，做创新药研发速度很重要，欧洲比中国也贵，它能跑的临床试验也少。印度人口多，但它的医院系统，打个比方，还不是国际标准的高速铁路，只是印度自己的一个铁路系统。所以中国是多快好省，这是全球独步的。
《财经》：早期咱们的临床数据也快，也易得，但拿到外边不太认对吧？
朱义：因为你的标准、运行体系不是国际标准的GCP体系，2015年之后我们接轨了。2015年7月22日，国家发了一个文，所有的临床研究几乎都撤回，必须按照国际标准重新做。当时做这个决策是下了很大决心，企业的损失也是巨大的，钱、时间，全白费。
美国研发中心是怎么建起来的？
《财经》：迄今为止百利天恒仍然保持着单款药物海外授权的记录——84亿美元，就是2023年12月跟BMS签的合同。这个合同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不光是金额创了纪录，在授权模式上也另辟蹊径。因为主流的授权模式是卖断模式，就是这个药我卖给跨国药企了，那么中国之外的市场就全交给它们了，我就不管了，但咱们的合同是一个合作开发、共享收益的模式，现在来看，显然这个模式比卖断模式更好。
百利天恒西雅图研发中心。图源：百利天恒公司
朱义：现在大家会有这样的共识，但在我们2023年12月和BMS谈成这个交易以前，甚至谈成交易后的一段时间，业界，包括二级市场都认为卖断模式最好，因为风险最小。但卖断模式，你的收益也小了。现在大家开始意识到，如果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要成长出全球公司，对外授权时采取共同开发、收益共享的方式会更好。我们当时能够谈成这个模式，首先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有愿景，不满足于中国市场，同时也有种使命感，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放在全球范围来看，整体上还是处在食物链低端，我们应该成长起来。
《财经》：这两年合作开发共享收益的案例开始多起来了，特别是2025年有好几起。
朱义：这是件很欣慰的事情，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走出去”，想成长起来。
《财经》：百利天恒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研发模式，在西雅图有一个研发中心，在成都有研发中心，同时利用了美国的从0到1的原创能力和国内从1到100的工程化、产品化能力。这个研发格局是怎么形成的？
朱义：用了十年的时间形成。我们是2013年底、2014年初去美国建研发中心的，我们以创新公司的模式运营研发中心，它是个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运营过程中，中国自己的生态在快速成长，我们在国内的1到N的这一部分也随着生态一起成长。所以在这个十年，我们在美国的0到1的团队和能力在成长，在国内1到N的团队和能力也在成长，而且两边有很好的分工协作，相互支撑，形成了非常有竞争力的研发模式。
《财经》：您是2010年就决定了要从仿制药公司变成原研药的公司，然后您就开始寻求转型之道。一开始您是希望在上海建立一个研发中心，但是后来机缘巧合让您把研发中心建到了美国。
朱义：其实还真是不得不这样。上海有中科院药物所等一大批科研机构，当时跨国药企到中国来做研发中心，几乎都摆在上海，如果做创新药的话，上海在那个年代是人才高地。但到我们2010年去上海的时候，发现这些跨国药企的科学家，说我要到一个四川仿制药企业在上海办的研发中心，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我们说可以股权激励，但是他们那时不太相信中国的仿制药企业真正想做创新药、有钱做创新药、知道怎么样做创新药。所以我们在上海，从2010年到2013年，三年都没建起来团队。
《财经》：当时最接近谈成的科学家是谁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朱义：其实是我复旦的同学，但是最后都没有下决心从跨国公司出来。
《财经》：那你一定给他开出了比原公司更好的待遇对吧？
朱义：肯定要开出比原公司更好的待遇。
《财经》：甚至股权激励。
朱义：按照Biotech公司股权激励的方式去谈，但是最后没成功。
《财经》：您当时给他多少股份？
朱义：曾经谈到给到2%左右的股权。
《财经》：按百利天恒现在市值算就是二三十亿元。
朱义：当时百利天恒还是一个很小的企业。
《财经》：在2010年-2013年那个时间段，是不是整个中国都没有什么创新药企业？
朱义：非常非常少。
《财经》：那为什么中国人都不相信，甚至您的同学都不相信您能够做成创新药，美国人反而相信了？
朱义：这是生态的原因。当时中国医药产业的生态基本上是做仿制药的生态，你说你要做创新药，他们一看你公司里面没有这样的科学家，然后你还在四川，感觉中四川是个农业大省，所以不相信你是很正常的。而且那个时候中国创新药的政策法规还没有和全球接轨，所以那个时候不仅是不相信我，他们几乎不相信在中国能做创新药。
《财经》：那为什么2014年美国人就会相信你呢？
朱义：因为美国的生物医药生态里面本来就有很多外行的钱。在那个生态里面，你说我要买颗创新药种子，把它养成参天大树，这样的案例到处都有，所以大家就相信。他们质疑的是你的钱够多吗？你的钱够长吗？因为创新药领域是烧钱多加时间长。紧接着的问题就是，由于有这两个挑战，你真正有决心吗？他们会问这些问题，但如果你已经把钱放在桌上，公司已经成立，我就是要招人，那还是有很多人选择相信。
《财经》：当时您能够在桌子上放多少钱？
朱义：大概一年1000万美元，这个钱在美国的创新药生态里面，如果做一个种子资金也不算少。很多生物医药创新企业募资的第一批资金甚至比这个还少，所以我每年持续投入1000万美元，其实不算少。
《财经》：当时您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研发方向对吧？
朱义：其实是有的。虽然当时我们在做仿制药，但是我的背景是从高校出来的，原来在高校也做基础研究，那个年代我们这批人是想做科学家的，所谓科学家就是做创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跟踪一些特定领域创新药的前沿。
我们做的这个靶点是跟踪了很长一段时间，做ADC（抗体偶联药物）这件事情是在美国以后才确定，但这个靶点是一直就有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方向，所以在美国建研发中心的时候，尽管生物医药里有很多细分领域，但我们知道要去找抗体类的科学家，所以很快就把团队建起来了。
2013年我去了三次美国，这个方向的前沿我们虽然从文献上看到，但我们要去看看美国的这些Biotech公司实际上在做什么。我有挺多复旦同学在美国，所以跨国公司的同学就会带我去看跨国公司，高校机构、研发机构的同学就会带我去看高校研发机构。当时我们有个同学已经是美国科学院士，在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她就带我去看NIH的研发前沿。
《财经》：所以您的复旦生物学背景还是很关键的，西雅图研究所的第一批员工是不是也是中国出去的华人？
朱义：第一个员工就是我复旦的同学。但是我们招进来的是各个国家的科学家，美国有多样化人才的优势。
《财经》：很有意思，您在国内招募复旦的同学不来，到美国就来了。您给美国同学的待遇跟给国内同学的待遇相比，谁更好？
朱义：在上海开出条件远高于在美国开出的条件。这背后的逻辑是美国的人才非常丰厚。那两年正是全球生物医药行业的冬天，所以我知道美国各大跨国公司都在大量裁人，很多中小Biotech公司在倒闭，我们在美国各地看完以后发现西雅图裁人最集中，所以我们选择西雅图建研发中心。
《财经》：这个时机选的非常好啊。
朱义：其实这个时机不是选的。
《财经》：应该是您想干这个事儿的时候正好碰到了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冬天，这能说是运气吗？
朱义：人做事要有运气。
《财经》：现在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对我们公司有什么影响吗？
朱义：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在美国遵守美国的法律，我们做的研发、产生的成果对美国的患者是真正是有益的，而且对美国就业税收作出贡献，那么美国政府是欢迎的。美国有一个绿地投资保护法，就是保护从头建设一家新公司。所以我们没有采取收购模式，那时候因为美国生物医药公司大量倒闭，我们其实可以收购一家公司，但我们没有收购，我们就是绿地建设，因为能够得到比较强的法律保护。那么到今天来看，这种准备是有前瞻性的。
不缺钱为何还要去港股上市？
《财经》：您之所以能够这么长期的，用时髦的词叫耐心资本，来投入新药研发，靠的是做仿制药积累的家底吗？
朱义：是的。我们那个时候每年能投入1000多万美元，因为仿制药本身还有新产品开发，虽然不叫创新药，但新产品开发后它会有扩大再生产，能够保障以后的做创新药研发的自由现金流。
《财经》：百利天恒第一次对外融资是什么时候？
朱义：2017年，2018年到账，3700万美元，约合2.5亿元人民币。这个钱我们2020年有药物进入临床研究才用。
《财经》：跟BMS的这笔交易能保证未来三年到五年的研发资金吗？
朱义：能够保证。我们不算共同开发以后的分利，仅合同金额，它是84亿美元，拿来保证合同里这个产品的全球研发完全没问题，而且还能多出来帮助我们其他创新药的研发。
《财经》：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在港股上市呢？好像最近港股的这个上市进程又延迟了。
朱义：我们这次港股上市不是解决现在的资金问题，是解决以后的融资平台，就是作为一个backup，作为一个备份。我们现在现金储备非常丰厚，港股即使拿到钱也是放在账上。
《财经》：港股毕竟是个国际化市场。
朱义：对，国际化市场，是我们需要去的市场。
《财经》：对于百利天恒普遍性的担忧，就是会说这是一家在细分赛道领先的创新药公司，但是现金流跟利润都不稳定，您怎么回应这些担心？
朱义：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是创新在飞速往前走，但是确实还没有盈利，研发总是有风险的，它就在这个阶段，所以适合我们的投资者就是那些风险偏好高的。
中美差距在从0到1，科学家比工程师难培养得多
《财经》：2013年、2014年美国的人才让您感觉很丰沛，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才是稀缺的，十年之后好像倒过来了。
朱义：中国的人才确实丰沛起来了，但是人才结构中美还是有些不一样，美国高端的人才的丰沛度还是比中国高。
《财经》：是不是能够做从0到1的那部分人还是美国更多？那部分人实际上叫科学家不叫工程师。
朱义：工程师中国比美国丰沛得太多，这在十年前完全是两回事，但是科学家还是缺，还很缺。
《财经》：所以我们大量的只能是跟随，对吧？me-too、me-better（我也有、我更好），follow up？
朱义：目前是fast follow-up。
《财经》：原创还是得靠科学家。
朱义：原创一定得靠科学家。原创生态的逻辑和fast-follow生态的逻辑不一样，fast-follow生态讲的是效率，是快，什么样情况下才能快呢？就是你在一个清晰的方向上，路上的障碍物你都知道，那么你可以靠技术高超变得更快，但正因为你都在清晰的路子上跑，所以你就不会找到新的方向。所以fast-follow的体系越有效，对0到1的创新越不友好。
0到1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去了无人区。你没路，没指南针，要靠自己去发现各种信号特征，找到规律。这个不是靠快，是看你有没有能力洞悉事情的本质，要把事情做对，找到一个对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你越快越糟糕。
《财经》：所以相比政策的调整、资金的筹集、资本市场的建立、产品的工程化，培养科学家思维是不是最难的一环？
朱义：毫无疑问是最难的，而且快不起来。这个体系是要自然生长，要有很长时间养一批人仰望天空，暂时忘记现实世界的功利，就是基于信仰、基于对科学的兴趣，在这个领域里面长期耕耘，然后做出科学发现。
就像美国最好的大学吸引了最好的人才，美国社会对大学、对科研机构都大量投入，包括捐款，形成了这个体系。特朗普上来后大量砍科研经费肯定是冲击很大了，但它这个体系还是根深叶茂。
2024年4月，技术人员在位于成都的百利天恒创新药实验室内工作。图/新华
最好的论文几乎都是在英文期刊上发表，他们长期建立的权威性，不受利益干扰，真正基于科学，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规范的、几乎不受利益影响的学术会议，让这个领域最好、最前沿的研究者在会上讲他们的研究。
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基于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他们对个人创造的尊重，不是谁有权就可以说这个是我做的，而是谁做的就是谁做的。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财经》：我们的科研经费已经快要赶上美国了，专利申请数、论文发表数、论文被引用量都在非常快地增长，但是要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科学生态，还需要时间。
朱义：还需要时间，还需要破除过分的短期功利。人都是有短期功利的，所以要从体制机制上把它摒除在外，让科学生态的主流变成基于科学，让纯粹的科学家能够自由发挥。
《财经》：对，科学一定要是一件纯粹的事情。
朱义：纯粹的事情是需要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一批纯粹的探索者，他们不是生存需要，而真的是在仰望星空，对世界的运行规律感兴趣，我就是要知道宇宙怎么运行，我就是关心人类命运。
中国创新药惊艳世界，国内患者如何早点买到？
《财经》：刚才我们谈了好多中国的优势，尽管如此，咱们创新药的成绩基本上还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既然这个新药是我们研发出来的，为什么不能够先在国内上市？
朱义：因为我们对创新药的支付价格很低，所以我们这些企业外部条件是好，但手上的钱少。由于支付低，资本也不愿意大力投钱，所以新药上市慢是因为没钱而变慢的。
我们一直在呼吁国家要发展商业医保，要提高对创新的支付。创新药肯定是新质生产力，不能支付白菜价。商业医保既解决了患者的支付难、支付贵的问题，也让企业能够可持续创新。中国的商业医保肯定不能像美国这么贵，我们只需要达到美国（商业医保市场）的三分之一，中国就可以成为全球最强的创新药的国家。
《财经》：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矛盾，因为药品集采就是为了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创新药它天然就应该贵，否则药企十年1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怎么收回来？
朱义：医保是个多层次的体系，我们国家现在只有基础医保，它的使命就是保基础，不是保创新药；创新药和创新医疗是要靠商业医保来覆盖，这是一个商业行为。如果商业医保能起来，会带动生物医药和创新医疗产业蓬勃发展，患者能够得到最新的更好的药物和疗法。
举个例子，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有国外支付能力的人会跑到美国去看肿瘤。因为美国有已上市的新药和未上市的在研药物，有最好的医疗手段。不仅中国，其他国家也都是这样。我到MD Anderson（全球最大的肿瘤创新治疗中心，位于休斯敦）去，他们就给我讲故事，说你看MD Anderson外面有条街，那条街阿拉伯王子一来就把那半条街包下来了。最近我们公司就遇到一件事情，四川的一个患者，退休了可能孩子在美国，就去MD Anderson看肿瘤。MD Anderson说有个新药很好，结果他一问，这个药是中国公司研发的，就是我们百利天恒。
《财经》：但是也有蛮多中国出去到美国、加拿大的人，又回中国来看常见病、基础病。
朱义：对，看常见病、基础病中国更方便，因为美国那个体系你要先去看家庭医生、看全科医生，然后要去排队，会等候很长时间。
《财经》：要在中国发展商业医保来支持创新药的话，关键角色是保险公司吗？保险公司首先要发相关保险产品对吧？
朱义：对。我举个例子，2014年我们美国公司刚成立，考虑怎么给员工买医保包，公司里有几个科学家就跟我讲，有种PD-1是治疗肿瘤最好的药，我们公司的医保包里要有这个药。有这个药的医保比其他医保要贵一点，但是不包含这个药，我们的科学家可能会换公司，去医保包里有这个药的公司上班。所以创新药很贵，但是医保其实不贵，因为买的人多。从医保公司角度，这么贵的创新药为什么要放进医保里，因为不纳入里面，他的医保包就卖不出去。
《财经》：显然国内也有对创新药的巨大需求，那么这个市场没有启动是因为保险公司没有发相关的产品吗？
朱义：保险产品是要精算的，要看发病率是多少，发病率高低决定医保费率高低。但准确完整的医疗数据在医院，中国绝大部分是公立医院。
《财经》：数据不共享对吧？
朱义：现在数据是孤岛。所以要发展商业医保，需要国家先打通基础数据，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在建这数据基础设施。
《财经》：没有数据，保险公司就没法精算，没法精算就没法发医保产品，没有产品，有需求的人就买不到。
朱义：对，这是一点。
第二点，精算完了以后，保险公司发了医保产品，接下来需要规范治疗，否则医疗费用会很高。规范治疗就需要医院按照保险公司的规则来进行，医院和商业医保公司要有良好的契约关系，培养这个关系也需要一个过程，这也需要政策，需要体制机制来保障。
第三点，要有点火政策来启动市场，现在刚开始有，2025年国家医保局专门出了一个商业医保药品目录，这是标志性事件。作为商业医保，虽然你数据不具备，虽然医院和保险公司之间的这种契约关系不是那么完善，但是先跑起来，先给你个商业医保的目录，在这个目录里面的药，商业医保就可以去保。
《财经》：相当于政府用自己的信用填补了市场上空缺的信用？
朱义：还不是，只是开始引导，我给你们一个目录，你们去试。
《财经》：所以如果没有商业医保的话，即便我们费这么大劲，花这么多钱研究出来了新药，但是它也很难被国内患者用到。
朱义：其实中国有很大的自费药市场，但是没有激活。创新药出来后如果没有进医保，它就不能进医院，自费药患者在医院就开不了。即便患者自己要求，医生也不敢开，因为在外面用药有很多风险，很多肿瘤药既有疗效也有副作用，这些风险管理不好就会出问题。
《财经》：所以百利天恒即将上市的创新药iza-bren在药店里也买不到？
朱义：2026年上市以后在药店能买到，但如果没有进医保，在医院就是开不到。
《财经》：那只能指望患者自己知道这个药，自己去买。
朱义：但是没有医生处方，没有医生给你诊断，你下不了决心买，或者买了以后，你可能做不好用药之后不良反应的管理。
《财经》：真是一环扣一环。
朱义：短期内只需要把自费药市场激活，就能够很好地支持中国创新药发展，中长期要靠发展商业医保。
《财经》：自费药激活，就是让医院能够给患者开创新药。
朱义：对，我们一直在建议这件事情。在基础医保没有能力保的情况下，在商业医保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先激活自费药市场来支持创新药发展，这件事情并不难，它不是一个大系统工程，只要政策到位就可以了。
中国应该有全球化医药公司
《财经》：我们的目标是做中国的跨国制药企业，您在2022年底提了一个目标，说要在十年内做成这件事，那现在已经过了三年，您觉得这个目标能够如期达成吗？
朱义：2022年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多还是一个愿景，到2024年底2025年初我们已经很清晰，用五年时间，从2025年到2029年，先成为入门级的MNC。然后再有一个五年，成为一个在肿瘤领域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时间线和里程碑都清楚了，我们已经把愿景变成了战略，把战略变成了行动计划。
《财经》：入门级，怎么理解？
朱义：具备四大能力：全球早研能力、全球临床开发能力、全球药物供应链能力、全球商业化能力。四个能力都具备了，就是一个入门级的跨国公司。当你四个能力的通量都足够大，也就是体量也足够大的时候，你就会成为在这个领域领先的跨国公司。
全球早研能力我们早就有了，我们在西雅图有60多人的研发团队；全球临床开发能力我们也有，我们在新泽西有80多人的临床开发团队，这是一个核心团队，是可以全球开发的。我们在全球开展的临床研究就是这个团队在做，没有外包，完全是我们这个团队在运营。全球供应链能力我们也有了，现在我们全球做临床研究所使用的药物，包括我们和BMS合作的临床药物，在欧洲、在日本的药物都是由我们供应的。商业化能力我们在中国有，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药物在全球上市，所以我们在海外还没有。但是2028年、2029年我们会有美国上市的药物获批，那时我们就能有全球的商业化能力。
《财经》：想把百利天恒的新药卖到全世界，你就得跟全世界的监管机构、医院、患者打交道，建立通道。
朱义：药品上市销售需要这样，卖知识产权就不需要。
《财经》：对，这就是我们开头讨论的卖断式授权模式，后面三件事都交给跨国药企去做。那咱们是想以后这些事都我们自己来做吗？
朱义：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全球价值。没有这个能力，你研发的新药就只能假手别人去开发和销售。
《财经》：所以我们还要建自己的销售渠道对吗？
朱义：销售团队是要建的。
《财经》：听起来还是很头疼的事情。
朱义：各国医药监管的法律法规不一样，文化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所以全球化的临床开发能力和销售能力，它的复杂程度指数级增长，但回报也是指数级增长。
《财经》：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部分同行都不干后面那三件事情，因为确实太难了。把新药研发出来，然后就卖知识产权也挺好。
朱义：这个已经不容易了，也挺好。
《财经》：为什么您要选一个悬崖峭壁去攀登呢？
朱义：2003年，也就是22年前，我做了一个董事长致辞，我就讲中国历史如此悠久，文化如此灿烂，人民如此智慧，中国应该诞生出全球性的医药企业，我们要为此而奋斗，我们要成为其中一员，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愿望。
《财经》：2003年中国企业已开始第一波的全球化，以家电、PC企业为代表。20年后，我们在这些领域有了一批全球化企业。但是医药行业很特殊，它的监管程度，销售产品的复杂度远远超过其他行业。
朱义：对，根子就在这里，这个行业的知识技术壁垒、政策法规壁垒都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