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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感觉家里的窗很高，窗前有一张椅子，爬上去可以看到天井，下午时分，弄堂里几个小时都没人经过。那时，住在广元路的宁村，多年以后路过，感觉那里很小，天井的围墙矮到能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

读小学时，有一天斜对面家传出了哭声，我妈说，你的同学生病死了。那时候，还根本不懂生与死是怎么回事。记得，我爸教我对着镜子画自画像，画完逼我写上一句话：爸爸，我长大一定成为大画家。我画了很多自画像，镜子成了我的窗。

后来才懂，我爸爸是自己不能画画，要孩子继承他的事业。他中央美院毕业，是上海最早一批开私人画室的。违背长辈的意愿，是青春期通向外面世界的一次出发。多年以后，我爸把我画的第一幅自画像还给我，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电台做摇滚节目，他每一期都录了下来。现在我才意识到，节目对他而言，是我的自画像。

问他，这么躁动的音乐，你老年人也喜欢？他说里面有力量。他一辈子灌输我的就是生命的力量，其实这种力量会被时代汹涌的车轮一起带走，往往在猝不及防之间，人生已经到达下一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我喜欢阳光明媚，大学里的窗户很大，一道阳光射进来，只觉滋润。我们这代人在文化上特别饥渴，看东西都有囫囵吞枣的习惯，好像窗外的世界正等着我们大干一场。年轻时代，往往会夸大自己与世界的比例，贾樟柯拍《世界》，是在表达我们那代人渴望外部世界所带来的内心变形，那个南方的微型世界记得叫“世界之窗”。我大学时代看得最多的杂志之一，也叫《世界之窗》。

后来，待过不少没有窗的房间，那阵正在组乐队，是迷《西西弗神话》和迪伦的《像一块滚石》的年龄，人成了精神的“苦行僧”。在渐渐体验到个人的渺小时，就再也不想在地下室里排练了。爱音乐，对我们而言是留住被夸大的创伤记忆，我现在都不敢回听那时的节目录音，像一个不懂什么是幸福的人在教人如何获得幸福。

生命的窗口一直开着，窗外的轰轰烈烈都有它的轮廓，都有它每一天的变化。窗口与窗口之间，打开的也只是瞬间，窗内的秘密是阿莫多瓦的专利，他是把荷尔蒙变化与窗口的凝望对应得很好的导演。安迪·沃霍尔把生命的痕迹当成一座大厦，一扇扇亮起来的窗，是一个个点亮又要熄灭的生命。

人渐渐老去的时候，自在就是一种宏大的叙事，身体的变化与世界的变幻，成为一种缥缈的对照。所有的事物都有节奏，旋律就是它的回响，一不小心，回响就成了怀旧。我是一个永远踩错节奏的人，别人在散步的时候，我在奔跑。所以，人没有怀旧，是因为还在路上。

怀旧，某些时候是被翻篇了，还舍不得退场。岁月一点也不残酷，枯黄的叶子有着另一种充沛，它让长夜挤出更长的长度。唯一的变化是，人老了，窗又大了，外面的世界又有了想象的余地。

前段时间，母亲对我说，她不画画了，她眼睛看东西很模糊，她就这样把窗关上了。她在我小时候，每天都给我买猪脑吃，还有喜蛋。说吃啥补啥，补脑子能懂，喜蛋是补毛发的吗？后来我大致懂了，她是不愿学文化课，才学画的。

每个人看的世界都是不同的，窗，也是人与人的距离，终于，我们懂得边界感，是一件美学的工程。生命有各种答案，因为人的丰富或者复杂，但更多的都是窗内的事。

有一天，母亲问我，是不是窗外有一片很大的云。我看了一眼，那是一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