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刚刚开始，因彩礼引发的悲剧便接连进入公众视野。

1月15日，有媒体报道，湖北仙桃一名23岁女子因遭母亲逼婚换彩礼，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喝农药轻生。此前不久的1月6日，媒体还报道了贵州的一起事件：一名26岁男子在“结婚”后不久与女方分开，双方因彩礼纠纷对簿公堂，男子随后跳桥身亡。两起事件情境各异，却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因素——彩礼。

现代社会，彩礼被视为“陋习”，甚至被指责为赤裸裸的“敛财工具”。然而，如果仅仅将彩礼简单归结为落后与贪婪，或许不足以解释：为何这一习俗在现实中依然广泛存在？

事实上，彩礼并非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社会现象。它既没有统一标准，也因地区、阶层和家庭结构的不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操作方式。要真正理解彩礼的存在，或许需要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看看它在社会和家庭变迁中所扮演的功能。

彩礼的转型：从“卖女儿”到“帮衬小家庭”

对彩礼最经典的解释，是把它看作“婚姻补偿”：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支付的一笔补偿，来弥补女方家庭损失的劳动力。这笔费用不仅是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回馈，也是一种以钱财形式确认女方权利从原生家庭转移到夫家仪式。

在本质上，婚姻偿付理论把女性视为可交易的商品。彩礼的支付，意味着男方家庭“买断”了女性在家务劳动、生育、性等方面的权利；而女方家庭从收下彩礼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对女儿的支配权。俗语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正是这一婚姻逻辑的通俗表达。

然而，这种解释已经很难直接套用到现代社会。无论在法律还是道德上，如今的社会都不再允许用金钱去“买断”一个人的人身权利。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套逻辑已经站不住脚，彩礼为什么依然广泛存在？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阎云翔 著，李放春 刘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04

人类学家阎云翔在研究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时发现，彩礼的功能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礼尚往来，而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种家庭内部的财富再分配方式。

在传统模式下，彩礼是男方家庭支付给女方父母的聘礼。女方家庭通常会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嫁妆，其余则用于支持家中其他儿子的婚事。这种彩礼更多体现为家庭之间的财富转移。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彩礼中越来越大的比例开始直接归新娘所有。民间俗称的“买东西钱”，就多是交给女方本人，用于新婚家庭的各项“建设”支出。除了彩礼构成的变化，女方家庭给嫁妆的方式也变得和原来不太一样，越来越多女方父母会以高于聘礼价值的嫁妆回馈新人。

这样一来，彩礼的真正受益者，从女方家庭变成了新婚的小家庭。彩礼的意义不再是“补偿损失”，而更像是一种对新家庭的“婚姻支持”。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阎云翔 著，龚小夏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03

阎云翔认为，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家庭结构本身正在发生改变。在传统父权家庭中，家庭关系以纵向的父子关系为核心，财产通常要等到所有儿子都成家后，才通过“分家”进行分配。而在现代社会，年轻人往往在结婚后便另立门户，形成一种“分居但不分家产”的家庭状态。

在这种结构之下，横向的夫妻关系取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内部最重要的纽带。相应地，新婚夫妻也不再只是传统婚姻交易中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更积极地向家庭争取更高的彩礼与嫁妆。阎云翔在田野调查中甚至发现，有新郎主动鼓励新娘向自己家庭索要更高的彩礼，来为小家庭争取更多资产。

如今，很多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家庭，在处理彩礼问题时，往往更接近“婚姻支持”模式，成为双方家庭共同为新家庭提供支持的手段。

“天价彩礼”，为何集中出现在农村？

如果彩礼主要承担的是“婚姻支持”功能，按理说，适婚年龄的男女都是受益者。但在当下的现实中，彩礼却频频引发年轻男性的强烈反对，问题出在哪里？

从媒体报道中不难发现，“天价彩礼”往往集中出现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县城和乡镇，而非支付能力更强的大城市。这一现象，与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在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长期存在，再叠加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同时，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原本相对封闭的本地婚姻圈。

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

[美]白凯 著，刘昶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07

在财产继承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选择定居城市，而继承了房产和土地的男性，则更可能留在乡村，使得农村地区出现了显著的“男性剩余”。

针对这种情况，学界提出了“市场要价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区域封闭性的婚姻圈被开放性的婚姻市场取代。在传统婚姻圈中，男性的婚姻需求与女性的资源供给，往往能够维持一种相对平衡。但在开放性市场中，女性更倾向于流向经济条件更好的地区，导致本地女性变得稀缺。

电影《光棍儿》

当女性成为稀缺资源，其在婚姻市场中的要价能力自然上升。本地经济条件较好的男性能够通过支付更高彩礼占据优势，而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则被挤出本地通婚圈，只能向更不发达的地区寻求婚姻机会，或被迫成为“光棍”。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村男性，确实是“天价彩礼”的直接受害者。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之一，恰恰是“重男轻女”的父权文化导致的性别失衡。

撰文 | 李俊浩

编辑 | 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