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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书屋》杂志创刊30周年（1995—2025），同时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1925—2025）。这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儿，却因为一位书友先后发来的三条讯息，十分奇妙地发生了关联。

《书屋》1995年创刊号

书友来讯“打捞”一段文字因缘

拙著《故宫与名人》一书自去年出版之后，一直有书友关注并时不时予以点评；此书书名副标题本即是“百年前的人，百年前的事”，今年又适逢故宫建院百年，于是乎，书友们对此书的关注度，又进一步有所提高。其中，有一位书友读得非常仔细，来讯称读到书中“胡适：三个故宫曾步入”一章，感到特别亲切，仿佛似曾相识，应当在哪本杂志里读到过。过了几天，又来讯称终于“发现”书中这一章节的主体内容，曾在《书屋》杂志上发表过。

我当时感到十分纳闷，因为实在记不起曾在《书屋》杂志上发表过此文，加之手头正在忙活别的事情，一时也就没有确切答复这位书友，只是发过去一组三个拱手的“表情”，常规性地表示“感谢您的关注”。不久，竟又收到这位书友来讯，他十分激动地告知，说我多年前写的那篇《胡适与三个“故宫”》，刚刚又被收入了“《书屋》杂志创刊30周年纪念文丛”的丛书之中。

据介绍，《如彼逝川三十年》一书的编选主题，乃是“精选《书屋》三十年来被《新华文摘》转载的文章，集中展现杂志的思想深度、学术价值与文学品质”。原来，正是如此这般的编选主题，成为了拙稿得以入选的原由。接下来，我打开《新华文摘》官网，很快便查到一条记录：2018年第22期《新华文摘》，转载了同年9月《书屋》杂志刊发的《胡适与三个“故宫”》一文。一切都能对得上，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如彼逝川三十年》为“《书屋》杂志创刊30周年纪念文丛”之一种，湖南教育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

重涉那段“静止的历史”

看来，个人记忆有时确实靠不住。我又登录“知网”，想借此“打捞”尘封记忆里的诸多因缘际会，也想一鼓作气梳理清楚，这些年来自己在《书屋》究竟写下了些什么。同时，我更想探寻这本创刊整整30年的老牌读书人杂志，于我而言是否还有更确凿可靠的数据，对这“如彼逝川三十年”可予怎样一番更为“个性化”的呈现。

我立刻打开“知网”，终于一探究竟。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自2014年至今的十年间，拙稿竟有34篇发表于《书屋》杂志。从个人在各大期刊的发文总量来看，《书屋》位居第一（名列第二的《寻根》杂志发表了26篇）。统计分列出来的这34篇文章，依其发表时序约略概览一遍篇名之后，很多个人记忆倏忽间就“复活”了。那些年终日伏案写作、考证文史，不断构思成文、投呈《书屋》的情景，如同一部老电影的胶片被重新放映一般，转瞬间就在脑海中投影演示了一遍又一遍。

显然，我在《书屋》里鼓捣了不少东西，其中不乏一些于个人文史写作生涯中的重要篇章。诸如《胡适与三个“故宫”》这样先是在《书屋》上发表，后来又增修收入书稿出版的文章，数量是相当可观的。粗略统计了一下，发表于《书屋》的文章中，约有三分之一后来在文本内容上都相继有不同程度的增订，分别收入到多部个人书稿之中，陆续成书并付诸出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个人在文史研究与写作领域，长期关注并致力于近现代人物方面的一些专题，因此所撰相关文稿一旦为《书屋》所采用，大多刊发于“人物春秋”及相关栏目中。这些陆续发表的文稿，日积月累、经年成帙，迭经整理，终付出版。前年由团结出版社推出的“民国人物”系列丛书一套四本，即是我个人在这方面研究与写作的一个阶段性结集。显然，这部丛书中有一些篇章思路与内容，就“脱胎”于那些当年曾发表于《书屋》的单篇文稿。

又因《书屋》长期开设有“前言后语”栏目，也即专门刊发新书序跋、前言后记之类文本的栏目，遂将这部丛书一套四本各自四篇前言，第一时间全部投呈给了《书屋》。编辑同仁最终选定《重涉那一段“静止的历史”——〈民国名士剪影〉前言》，刊发在了2023年11月的当期杂志上。这篇新书前言，是我在《书屋》上发表的第34篇文章，也即截至目前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至此，我与《书屋》的十年文字因缘与交道，似乎也随着这篇新书前言的发表，有了某种颇富“里程碑”式的纪念意味之表达。

诚如前文所述，为弥补个人记忆的疏失，笔者当即借助“知网”，将十年来与《书屋》相关的过往经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尽可能予以“打捞”。而凭借这一番确凿充分的数据搜采、整理与统计，我不仅大致勾勒出个人记忆中已趋于“静止的历史”，更“复活”了不少堪称“历史细节”的记忆场景。然而，如此便能“一网打尽”，一切皆可凭数据解释与演绎了吗？

记忆复现文字之交的温度

如果真能“一网打尽”，那“历史”尽可以“静止”，尽可以用数据去统计与分析，用数据去概括与总结，又何需“重涉”，何必再去感受那数据之外的个人体验与切身感受？

显然，“历史”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确凿统计与精密分析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全然概括与充分总结的，一如我个人与《书屋》的因缘与交道，本即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投呈稿件与发表文章的相关数据之外的，实则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溢出”了网络数据，无法用网络工具来予以搜采、呈现及“还原”的。因此，有时还不得不重新倚仗亲历者的“个人记忆”，因为那只存于亲历者脑海中的极具“个性化”的历史呈现，尚无法由数据统计分析与概括总结来全然“兑现”。

依稀还记得，刚考上大学那会儿，在校内阅览室与校外书报亭中，都能看到那深蓝底色封面的《书屋》杂志。当时，喜读哲学与史学类的书籍，偶尔也翻阅这么一本颇具文艺范儿与文化气息的杂志，权作放松神经、舒缓身心的调剂。然而，不知不觉、悄没声息的，这本杂志就成了“枕边书”之一，时不时要翻上几页，有时还要拿出来读上几行，跟室友为之评述或调侃几句。

转眼间跨入21世纪，日新月异的电子网络时代来临，当时每天更新个人博客、辗转于各大网络社区的我，偶然间登录了《书屋》杂志社的网站。如今只模糊地记得，主页上好像有一只蜻蜓立于荷尖上的图像。这图像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随之翻检浏览了一番。在网页上查到电子邮箱之后，抱着不妨试一试的态度，随即给杂志社投去了几篇稿件。

2014年新年伊始，终于在《书屋》上“首发”了一篇个人稿件。随后，编辑部的复信与来信，也日益频繁起来。有时，来信只有一句话，却颇能令人感到欣快与慰藉，诸如“这篇写得不错，拟留用，勿他投”，“两篇都写得不错，但只可刊用一篇，您选哪一篇”云云。有时，来信也有明确的修改意见，却也颇令人感到尊重与恳切，诸如“这篇本不错，但篇幅过巨，本刊只能选用其中部分内容，可否，还望示知”，“通篇俱佳，只是后半部分内容似更有文献价值，拟选用这一部分内容，可否”云云。如今微信普及，与刊物相关的稿件沟通与交流，自然也变得更为便捷充分了。

作者：肖伊绯，自由撰稿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