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最后几天，伊朗人再次走上街头。

去年6月与以色列的12日战争以来，这个国家就像一个被不断加压的火药桶，积累着长期未解的政治危机、持续恶化的经济状况和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甚至还有水危机与空气污染的威胁。

高压之下，伊朗政权试图营造社会松动的氛围，有意放宽了对女性着装的限制。在首都德黑兰等大城市，许多女性不戴头巾出门，在民间和政权内部引起激烈争论。

12月底，火药桶最先在德黑兰的商贩阶层爆发。大巴扎的商铺关门，商贩罢市，抗议声浪迅速蔓延至大学校园、主要城市，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和城镇地区。这是自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以来，伊朗规模最大的一轮社会动荡。

但这一次，点燃怒火的不是头巾。

对于西部贫困省份洛雷斯坦的莱拉来说，城市里关于戴不戴头巾争论离她太过遥远。她要考虑的能不能吃饱。

30岁的莱拉拥有大学学历，但她和妹妹要靠母亲每月1.8亿里亚尔（约合130美元）的养老金生活，这点钱几乎只够买食物和药品。戴着头巾的莱拉说：“我们的问题是面包。光是弄到足够的食物就已经很难了。找工作的话也几乎找不到。”

伊朗的经济正在快速下坠。

12日战争后，伊朗的失业率飙升、通货膨胀加速。去年12月，年通胀率升至42%，食品通胀率达到72%，面包价格上涨了113%。对于以面包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小城镇居民来说，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已远远超出承受能力，生存本身受到威胁。

抗议的直接导火索是里亚尔崩盘。伊朗货币贬值约40%，里亚尔兑美元汇率跌至143万的历史新低，市场交易被彻底扰乱，多年积蓄瞬间缩水，击垮了普通市民家庭的心理防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轮抗议不同以往。

过去，伊朗的大规模抗议多由大城市中产阶级推动，议题集中在政治改革、权利和自由。然而，这次抗议的主力是商贩阶层。

商贩阶层在伊朗历史上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又与宗教政权长期保持联盟关系。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他们的支持帮助宗教人士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纽约大学的阿朗·凯沙瓦尔齐安副教授分析，“在伊朗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巴扎商人一直是所有重大政治运动的关键参与者……许多观察家认为，巴扎商人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忠诚的群体之一。”

商贩阶层偏好稳定、厌恶风险，被视为伊朗现政权的统治基础。他们的倒戈，有可能动摇整个统治结构的根基。

这股反抗力量极具号召力。和三年前的反头巾运动相比，当时抗议初期集中于德黑兰和少数大城市，由年轻女性为主导，随后逐渐蔓延至其他城市。但本轮抗议在最初几天就覆盖了更广泛的地理空间，除了伊斯法罕、马什哈德和哈马丹等主要城市，经济较落后、库尔德族与罗尔族等少数族裔集中的西部也成为抗议热点。商人、学生、女性、少数族裔……迅速被动员起来，形成跨阶层的联合力量。

伊朗爆发抗议的地区，西部尤为集中

街头的口号也变了。“伊斯兰共和国去死”“贾维德-沙阿（国王万岁）”“这是最后的决战，巴列维王朝必将回归”的呼声在抗议人群中回荡。

这些口号比“女性、生命、自由”蕴含更强烈的破坏性：人们不只是在抗议经济崩溃，而是公开要求神权政体下台，呼唤伊朗末代王储礼萨·巴列维回归。这意味着，抗议的目标已从社会改革转向政权更替。

1979年，商贩阶层帮助神权推翻巴列维王朝；如今的经济崩溃，又促使他们把对秩序和稳定的渴望转向了旧王朝。

历史反复证明，单纯的经济抗议很少成功，除非演变为更广泛的政治运动。如果当下的经济抗议进一步扩展至工人、农村人口和劳工群体，可能会发展为更持久的动荡。

1月7日，抗议的第11天，礼萨·巴列维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伊斯兰共和国“即将沉没”。他向伊朗军警喊话，“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期待你们回到国家的怀抱，将武器用于保护民众，而不是对着他们开火。”

抗议者高举末代王储的头像

伊朗的外部环境同样发生了根本变化。

2024年，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被以色列重创，曾为德黑兰提供关键支撑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去年，美国特朗普重返白宫，重启极限施压战略，“午夜之锤”行动直击伊朗核计划，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孤立，也震动了其政治精英阶层。

1月2日，特朗普在Truth Social发文称，如果伊朗抗议者被政权部队杀害，“美利坚合众国将前来救援。我们已经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出发”。1月8日，特朗普重申，如果伊朗统治者继续杀害更多示威者，将付出惨痛代价。

特朗普开年已经抓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会对伊朗做什么，没人知道答案。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加深了伊朗高层不安，提高了他们镇压抗议的顾虑成本，为街头示威者注入额外的勇气。无论这些表态是否会真正转化为行动，它们已经震慑了哈梅内伊政权，改变了伊朗国内的政治计算。

1月8日，抗议进入第12天，德黑兰出现大规模集会，伊朗几乎全面断网。据人权组织称，截至1月8日，抗议已造成42人死亡，2200多人被捕。伊朗一共发生超过340起抗议，全部31个省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

2022年的革命挑战了政权的权威，当前的抗议威胁到了统治的基础。

抗议能否延续，将取决于社会阶层之间的团结，取决于抗议者能否将经济痛苦转化为连贯的政治诉求，也取决于外部压力是否能在安全部队和政治精英内部制造裂痕。

可以确定的是，推动不满情绪的根本力量不会消失，只会愈发强大。积累的愤怒、经济绝望以及对尊严的持续渴望，仍在塑造伊朗的政治图景。

哈梅内伊面临的，是比三年前更严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