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彦宗

因为无端猜疑同班女同学潘某某，14岁的深圳初三男生钟某某预先购买了折叠刀，在小区里捅杀了潘某某。杀人后钟某某跑开，听到潘某某呼喊救命后，又折返回来，跪压在她身上，捅刺她脖颈数刀。回到家后，钟某某对家人解释手上的血，谎称是见义勇为被砍伤双手所致。

这起发生在今年4月8日的残忍凶杀案，11月28日迎来一审宣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钟某某无期徒刑，判决书认为，“钟某某预谋行凶，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主观恶性深，应当依法予以惩处。钟某某作案时不满十八周岁，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对于这个无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很多网友是不满意的。媒体专门刊发了法学教授的专访，普及不能判处钟某某死刑的原因，有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的掣肘，也有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限定。

这些普法的东西，公众也并非不懂。很多人完完全全清楚，哪怕钟某某的恶行再怎么令人发指，折返回头补刀被害人，必须取人性命，或者杀人前专门搜索未成年杀人案量刑，都无法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判处他极刑。未满18周岁这个年龄，成了他的“免死金牌”。

未满18周岁不适用死刑，是我国现行法律及历次刑法修正案，都未触动的核心法律原则。无论未成年人犯下多么大的罪恶，都绝对禁止判处他们死刑。刑法修正案曾调整未成年人的刑责年龄，但未触碰死刑适用禁区。不排除钟某某预谋杀人前搜索确认了这一点，知道自己死不了，才折返补刀。

判处钟某某无期徒刑，已经是顶格量刑了。可在憎恨杀人凶手钟某某的人看来，这样的顶格惩处不能让他们获得慰藉，也不能告慰受害者在天之灵。“不适用死刑”的法律原则，在他们看来不是什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样的罪大恶极者，有改过自新的可能和司法救赎的必要。尤其在发生了一系列恶性案件后，很多人担心，“不判死刑”并未震慑到那些潜在的小恶魔，反而让他们更加敢于行凶。

不判钟某某死刑，强调“教育、感化、挽救”等，高举道德主义立法原则，当然有成文法支持，毕竟这是废死主张的基本盘。但在类似深圳这起残杀案中，它很难说服女孩的母亲，也很难说服盼望死刑的人，他们对所谓教化感化持悲观态度。

虽说判了无期，按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在刑罚执行期间，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二年以上，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21年以上22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20年以上21年以下有期徒刑。假若钟某某在监狱中表现不错，能减刑到23年左右有期徒刑，出狱后正值35岁上下的壮年，如果他没有真正改过自新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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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想到另外的“补丁”，对“小恶魔”处以顶格量刑的同时，判处终身监禁或不得减刑等，就像对判处死缓的大贪官。问题是，这些想法比较激进，要么与现行法制抵触，要么与法律的底层逻辑相矛盾。设想一下很容易，真要想修法立法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只能是发泄舆论愤怒的一种空想。

即使后面还有二审，可考虑种种实际，钟某某确定无疑会逃过死刑。法学教授从这个判决中，重申对未成年重刑犯教育感化的重要性；潘某某的爸妈则想到，钟某某将来出狱时，他们已经衰老；义愤填膺的人审视了一圈法律，发现要想在无期徒刑上强度，却无法可依；而不能排除的是，有另外的X某某看到此案，然后壮了他们魔鬼一样的底气。对于这个可能性，各方是不是只能接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