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的"人情味"一贯以来很突出，值得强调：过去有酒债，而无茶债，也恐怕能说明这一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大学转移到了后方，如昆明等地，茶馆就成了师生们常去的好去处。到了现在，还有人对那段时间茶馆所留给人的"人情味"念念不忘。还有过来人重提抗日战争时期坐茶馆的情形，并发出感慨。有如下的描述。

"那所学校的学生，多来自沦陷区，离乡背井，举目无亲，靠着微薄的贷金，……一杯清茶外，再要一碟花生或松子，就算阔绰。至于阮囊羞涩，一杯'玻璃'(白开水)消永昼的，也大有人在……茶馆里坐多久是没有限制的。一杯茶已经喝了一个下午，晚饭时间到了，嘱咐老板娘，饭后还要来接着喝，老板娘也会欣然同意，从来没有甩闲话、给脸子看的事。一次除夕，我和几位无家可归的同学，竟在一家茶馆里慷慨悲歌坐了一夜，却也得到了胖老板娘的谅解。人情味是相当浓的。"

从茶馆的历史看，茶馆与百姓的生活有不解之缘，茶馆离不开百姓，同时又是百姓生活的组成部分。茶馆对国民的生活习性、行为方式等起到过一定的塑造及导向作用，中国的茶馆文化也因此形成了一系列与之相联系且具有民族风格的茶馆心理、茶馆行为和茶馆人生。茶馆心理，是茶馆在较长时间内逐渐形成的比较固定的并具有传承性的茶客共同心理特点。茶馆心理，是由茶馆环境孕育而成的。茶馆，是供歇息、娱乐及消遣闲暇的场所，悠闲、轻松、祥和，是茶馆特有环境气氛。忙人进入茶馆，举止便改悠闲；怒人进入茶馆，心境便趋平和；粗人进入茶馆，言行便有礼度；急人进入茶馆，心情便觉舒缓；愁人进入茶馆，情绪便会变得开朗。人与人之间，处在一种自由、亲善、清静、无为的心态之中。人们在这里可以体味尘世喧嚣中所难以体味到的人性善与人情美。茶馆心理的核心是"和"，而茶馆的一切言行，都以"和"为基础。在茶馆心理作用下，用茶馆语言和茶馆方式来交友、洽商、调解纠纷、消闲等，便能达到其他地方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中国古代即有在茶馆中调解纠纷的习俗，《梦梁录》中载有此类专门茶馆的描述；《儒林外史》中有好几处写到茶馆讲和，“劝开这场闹”，在五十四回中丁尚志与陈和尚打架，被陈木南拉到一个小茶馆里，“和和事”；旧社会四川袍哥的吃讲茶，亦是这种风俗的衍演。茶馆之所以能息事宁人，是因为争执双方一旦进入茶馆，便会受到茶馆环境、茶馆言行的制约与感染，凡粗言相骂、指手画脚的，都收敛为坐下来讲事，而茶馆亲善、祥和的人际关系及心境，容易使人变得心平气和下来，助于讲和。在茶馆洽谈生意，是容易取得成功的，双方同坐一张茶桌，一道喝着茶，朋友似的叙谈，形成一种友好、轻松、无为的气氛，把生意场中的算盘脸、虞诈心、铜臭语，换成“茶相”、“茶心”、“茶语”，终于谈妥；即使生意不成，也心平气和，算是多交了一个茶友。故自宋代至近代，商会、商人、手艺人都知悉茶馆的这种特殊魅力而乐于前往洽商、谈事。这些是酒楼所不能比拟的。茶馆品茗的悠闲自在，“表现了人们对于潇洒生活的向往”（姚雪垠《论潇洒》），茶馆是古代城镇、乡村下层人民创造潇洒人生的理想场所。茶馆行为的主要方式是谈，就要追求自由自在的谈，正如林语堂所说，“茶坊雅座，便是纵谈古今之处，捧着一把茶壶，他们把人生煎熬到本质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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